2011年的“用工荒”比往年来得早，来得猛。春节过后，历来大量输出劳动力的中西部地区也加入了劳动力争夺大战。以劳动力资源丰富著称的中国，正深受“用工荒”问题的困扰——人口大国何以年年出现用工短缺？中国的“人口红利”行将消失？新用工时代企业如何应对“用工荒”？“十二五”开局之年，如何破解“用工荒”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对“用工荒”成因剖玄析微，提出根治“用工荒”一方面要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另一方面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要注重发展面向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

　　随着“用工荒”现象逐年蔓延、加剧，一些学者提出，我国开始进入劳动力短缺时期，曾经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人口红利”正在终结。
　　劳动力真的减少了吗？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明确表示，我国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现阶段，人口红利还在。
　　陈锡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从农村实际调查统计来看，现在每年外出的农民工数量都在增长，所以“用工荒”不是绝对量减少，不是绝对的“荒”。“用工荒”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的表现之一，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生产力布局正发生迅速变化。以前需要农民工的企业大都在东南沿海、大中城市，现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和企业也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二是劳动力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要的工人找不着，来的工人不想要”，这是个结构性原因。第三是工资待遇和生活成本问题。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进一步得到体现，如果工资水平不能得到合理上涨，农民工就业的积极性自然下降。农民工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他们要去生活费用更低一点的地方。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虽然工资低一点，但生活成本也要低得多。第四是农民工越来越希望自己被尊重和认同。
　　陈锡文提出的“‘用工荒’不是绝对的‘荒’”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代表委员的认同。
　　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认为，当前遭遇的并非全面的“用工荒”，只是周期性的“结构性用工紧张”。造成“结构性用工紧张”的原因众多，但主要有经济格局变化和产业朝中西部迁移引发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的代际替换导致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原因。
　　“据有关方面统计，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李立新委员说，与此同时，“80”、“9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流，这群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与其父辈有很大不同，从而带来劳动力结构的改变。
　　全国政协委员王书平则认为，现在呈现出的“用工荒”，仍然是一个人力资源的结构问题。“有的企业找不到急需的员工，但有些农民工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浙江总商会会长陈志胜也指出，不少企业在招聘时都提出了一定的技术要求，但应聘者不一定都能达到要求。这就造成了一些企业“招工难”，而一部分农民工“找工难”。
　　对于“用工荒”现象的产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8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归纳出四点原因：第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用工量增加。第二，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在增加，吸引相当多的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第三，随着这几年我们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人数确实在逐渐减少。第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预期在不断提高。

　　用工短缺问题迫在眉睫，一些企业界代表委员提出了“留人”的应急之策。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表示，要通过企业成果共享来留住员工。他以自身企业为例，他们每年招工时，外面都排起长队，“我们不断提高员工收入水平，给外来员工提供住房。”宗庆后表示，民企只有给员工增加收入，他们才会勤恳。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今年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议：“我认为，中国要想创造世界名牌，企业要实现转型升级目标，首先要把社会大环境和企业小环境解决好，特别是要把一线劳动者的各项权益落实好，包括养老福利、社会保险、医疗体制、居住保障、技能教育等等。然后，在提高一线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荣誉感。”
　　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则提出了为员工增设“工龄工资”的建议。
　　赵林中说，“工龄工资”最早源自日本，其主要特点是承认员工对企业所作的“年资贡献”，使员工对所在企业产生归属感，可以有效减少员工的流动性。他认为，在时下普遍的“用工荒”面前，“工龄工资”制值得在更多的企业推广。各级工会组织、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可以从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诚然，提高待遇可以帮助企业解燃眉之急，但从宏观层面看，工资上涨并不能彻底改变劳动力供求的基本格局。唯有改变技术类型、提高产品和服务附加值，企业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曾就对四大经济热点作出了前瞻判断，其中之一便是：“用工荒”拐点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大推力，政府要因势利导推动经济转型。
　　“许多企业已经习惯于使用大量、价廉的农民工创造利润，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客观形成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辜胜阻认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势必迫使企业在提高员工待遇的同时，考虑产业转型升级。
　　“破解企业用工荒的根本途径，还应从企业自身入手。”全国政协委员、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说，东部地区持续多年的用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这次‘用工荒’的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滞后。”他认为，当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步伐，就成为东部企业的必然选择，加快转型升级，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选择技术、高附加值提升，是企业尤其是东部企业的应对之策。
　　但也有代表委员认为，转型升级并不是所有企业的生存选择。一方面，转型升级所需的员工，必须有相应的供应量。更关键的是，转型升级需要的资金投入，也不是所有企业单靠自己的力量能做到的。这些，都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更多政府相关政策的帮扶支持。只有这样，企业转型升级才可能在更大的面上实现，而不是成为少数具有实力的企业的发展途径。

　　当前的现实困局是，“用工荒”与“就业难”同时存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近日表示，部分企业“招工难”与部分劳动者“就业难”问题并存，并且有常态化的趋势，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这一现象引起代表委员的普遍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李国璋指出，在第二、三产业有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但由于他们科技水平较低，反过来一定程度制约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提高一线劳动者的科技素质，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共同努力。”
　　在很多代表委员看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有效缓解“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须特别注重发展面向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
　　“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很多企业无法招到合适的员工，却仍有一大部分人处于失业中。导致这个矛盾的原因在于，企业所需的人才与现有劳动力不相适应。”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赖明勇举例说，企业要招聘电焊工，无论你是何种学历，不会电焊就无法被录用。“目前社会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只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才能填补这一缺口”。
　　曾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过8年教务处长，在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游学过近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前不久去上海、江浙等几个城市考察过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考察后他对于中国职业教育的状况“很不乐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有人力的支撑，需要加快发展面向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技能型劳动力保障。
　　沈志刚表示，政府应加快打造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他具体列出五点建议：
　　第一，国家和各地政府应结合正在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根据产业发展布局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研究制订面向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劳动力需求规划，根据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制定中长期职业教育规划，以确保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支撑，确保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发展顺利推进。
　　其次，政府应把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作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来加以重视，在财政预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师资队伍建设各个方面给与充分的支持。
　　第三、要充分发挥大中城市现有职业教育学校的资源优势，挖掘现有职业教育学校人才培养潜力，通过扩大规模、联合办学、校企合作、社会办学等方式，形成一批具有产业特征的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和技能型工人实训基地，尽快提升职业教育培养规模与培养质量，满足我国快速增长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
　　第四、应制定面向城市农民工二代以及农村地区中学毕业生的职业教育招生计划，鼓励在城市就学的农民工子女以及农村地区中学毕业生选择就读职业教育学校，给他们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的机会。
　　第五、应制定优惠政策扶持、鼓励职业教育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