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7%。出席两会的代表和委员表示，这是中央政府站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角度提出的理性而科学的发展目标。
　　“但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尚未从根本上转变。”部分代表委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不少地方都制定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目标，出台了规模庞大的投资规划。为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中央有必要从体制上遏制地方的“GDP冲动”。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两会采访中注意到，一些任职地方的代表和委员，在谈及当地发展时依然对谋求经济快速增长津津乐道，并为此制定了规模庞大的投资计划。同时，从地方“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也可看出，不少省份“十二五”期间地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都超过8000亿元，折算下来投资速度年均增长超过20%。
　　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热情高涨，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今年中国投资增长乃至经济增长可能过热的担心。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从年初一些地方两会透露的信息看，今年我国很可能出现投资过热，这对宏观调控提出重大挑战。“今年中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可能是投资过热而不仅是物价问题，3月份发布的投资数据还看不出来，但是到了4月份就可能引发普遍关注。”
　　从记者收集的部分公开资料来看，许多地方的“十二五”GDP增长目标都定得很高，类似“翻一番”这样的字眼频繁出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表示，当前正处在各级政府换届以及建党90周年的时点，这些因素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再加上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地有大量的热钱、快钱勇于投资。如果对这些推动因素处理不好，有可能把经济增长速度由“偏快”推向过热。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各地“十二五”的投资计划需要调整。各地方各行业的“十二五”投资计划都比较大，比如说铁路建设计划投资3.5万亿。这种投资计划需要重新审核，否则会影响整个“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
　　对于“十二五”期间当地投资额的快速增长，有地方官员归因于“过去基础条件较差”。言外之意很明显，如果不能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便很难在经济发展中赶上来。一位现职副省级的人大代表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十二五’对于我们省是个关键时期，我们省的经济相对落后，所以只能首先确保将基础建设的配套设施落实好。”

　　目前，投资已成为地方政府拉动GDP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投资，已经使得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失去了均衡性，过度投资的负作用也正在展现。
　　不少代表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压力已经无法跟上纯粹以投资拉动GDP的方式，不少地方大量投资后，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提高，反而饱受污染之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孙咏梅分析认为，从全国各地制定“十二五”规划情况来看，很多地方还是以发展速度为第一要务，而且为了能在五年内见成效，投资仍以基础建设为主，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上。“虽然有的地方政府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高，只有个位数，但如果按照其投资规模推算，经济增速就会上两位数。”
　　为什么地方投资冲动这么强烈，而且持续投向基础建设和传统制造业？孙咏梅认为，关键还是地方对“十二五”期间经济如何转型的思路尚未厘清。
　　当前必须认识到，中国进行经济转型已经势在必行。“现在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了，是非常迫切非常现实的，是‘十二五’时期一个发展主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充分发掘了人口红利。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中国将不再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中国过去的竞争优势在于廉价、充足的劳动力，然而这种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中国还没有足够富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还不会一下就获得明显的比较优势，这是中国在“十二五”时期面临的最大挑战。
　　那么地方经济应该如何转型呢？首先应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渐放缓，原因一是“4万亿”投资基本结束，二是国际市场恢复缓慢并有可能反复，三是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格局并未改变。这意味着，中国既往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必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使国内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其次，发展集约型经济。“中国这些年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凸显出的资源与环境约束，越来越迫使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超过美国，能源消费总量2010年也成为世界第一。所以，走集约型经济发展之路已经显得相对迫切。

　　在“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方面，中央和地方思路存在差异，根源在于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说，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第一年，各地普遍存在着上项目的倾向。所以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认真转变发展方式，科学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则以当前地方普遍进行的“土地财政”为例，认为中国需要通过体制改革遏制地方投资冲动。他说，地方政府存在发展的冲动，所需要的资金永远没有满足的那一天。大家目前看到的是土地出让金的问题，但是类似的情况之前就已经存在了。1994年之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是给予大量的税收优惠；1994年税制改革规范了地方政府随意给予税收优惠的行为，结果在全国各地随即开始了一股大规模乱收费的浪潮。所以只要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未来即便堵住了土地出让金这个口子，也还可能通过别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遏制地方的投资冲动，要从体制上寻求突破。吴敬琏认为，体制改革需要政府有“顶层设计”。他说，“十二五”期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体制改革。但是当前社会利益已经固化，如果没有整体设计就转型，可能会有消极后果。
　　具体到地方投资冲动问题来说，孙咏梅建议：“在改革层面上，要形成内生的增长机制，做到有保有压。”
　　“压”体现在适当压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从政策性工具的使用看，财政政策尽管仍然维持积极的政策，但主要要着眼于向民生领域和创新领域倾斜。货币政策则要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必须要优化信贷结构，优化的方向要着眼于扭转产能过剩和缓解通胀压力。由于财政支出结构和信贷结构的调整，今年的投资结构将会发生较大的改变，投资规模也会适当收缩。
　　在“保”的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需求，积极推进提高最低收入、改进个税调节、加强社会保障和促进就业措施的实行，以扭转劳动和资本在分配方面的不和谐关系，增强内需的拉动力，促进企业将注意力转移到提高技术、质量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来。
　　还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可以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添加GDP之外的因素，如对保障房建设等民生指标的考量。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更是建议将《环保法》中提出的各种指标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部分，提高环保指标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