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步骤和关键环节。未来五年，甚至更久，城镇化将成为下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譬如，如何避免农民“被上楼”，如何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提出，城镇化不是单纯地拆迁改建，应该坚持健康的、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眼睛不能只盯住农民的土地，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此外，在大力推进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要稳步推动中小城镇建设。

　　中国以往过热的“造城运动”引起了多位代表委员的关注与反思。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规划局局长王东认为，中国经历了工业化和城镇化30年的快速发展期，城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但以前的城镇化是快速扩张式或扩展式的发展，比较注重经济的增长，大量占有土地和环境资源，相对来说对城市宜居环境的功能，重视不够。
　　“一些地方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卖地、盖楼，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高地价又推高了房价，导致城市商务成本上升，削弱了城市竞争力，这是对城市化潜力的一种透支。”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对于城市建设资金缺乏稳定渠道的城市政府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这种土地城市化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土地财政”带来的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张，导致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这是对“城市化”概念的误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使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也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概念。
　　“这次应该是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城镇化科学规划。”王东认为，对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城市化道路更加关注的一个信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走健康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王东表示，“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以城镇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转变是相继相承的，经济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
　　“城市是生产要素、生活要素和资源高度蓄集的地区，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就在这里。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转变都要在城市里面，城市发展模式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很难转变。”王东说。
　　王东认为，随着这30多年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温饱问题、物资需求达到了一定水平以后，生活工作环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包括对精神文明的要求，对文化的要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才会有幸福感。
　　“这就要求我们的城市发展的思路、发展的模式、发展的理念必须得到转变。”王东说，“另外，城镇化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随着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模式以后，城市病越来越多，我们确实到了要下精力、下决心认真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被上楼”、“拆村并点”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这些年城市化空间扩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一些农村拆旧村建新村，旧村改造，出现了农民“被上楼”的情况。
　　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在调研中也注意到“拆村并居”、“灭村”现象，对待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两方面看：有的自然村庄小，仅仅二三十户，甚至在半山腰，修道路、供水、供气、供电，搞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很高，所以需要适当集中。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城镇化过程中表现激进，甚至有“大跃进”的味道，甚至强拆农民的宅基地，强迫并村。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村委委员张晓山指出，目前很多地方搞城镇化建设，虽然具体措施不一样，但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眼睛只盯着农民的土地，着眼点不是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利益，而是怎么把土地指标拿来，扩张城市、城镇，然后通过招商引资开发工业园区或招标拍卖，获得土地出让金收益。农民透支了未来的建设用地，压缩了发展空间，却没有分享到多少好处。
　　张晓山说，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终的落脚点是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还是眼睛只盯住农民的土地？从目前状况来看，后者似乎更多一些。”
　　在张晓山看来，现在土地的城镇化水平较快，而人口的城镇化相对滞后。“城市不断扩张，农民进城后无法融入城市，农民失去土地的同时也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去年1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所腾出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严禁以整治为名，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且在城镇居住有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张晓山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正是体现并延续了去年的会议精神。
　　谈到“如何让农民更好融入城市”时，张晓山建议，可以采取让农民“两头挂”的政策。让农民保留土地的同时逐步解决农民进城后的社保、医疗、就业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做到进退有据。张晓山解释说，“两头挂”的策略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农民‘两头都不挂’，进了城的农民就得不到保障。”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就是让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等权利，真正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获得与城市户籍工人相同的社会福利，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此时农民才真正成为市民。”张晓山最后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也指出，不能借着城镇化低价甚至白拿农民的土地。城镇要打开城门，让愿意进城、有条件落户的农民进城。只要农民工在城市有稳定就业、住房，社保缴纳一定年限，城镇政府就应该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其市民化待遇。各个城市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规范开展户籍制度改革。

　　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中小小城镇是农民进城的第一步，也是打通城乡的最重要一步。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的重要载体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加快城镇的健康发展、加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产业转移和农民工就业、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要形成城市化发展的合理思路，不能遍地开花，搞城市化“大跃进”。不要以大城市为主推动城市化，实际上中小城镇没发展起来，最容易出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新余市市长魏旋君提出，中小城市应成为吸纳农民的主战场。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农民的转移之路主要是农民工。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民工似乎只往大城市转移，中小城镇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影响中小城镇吸纳能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它们没有支柱产业和就业机会。目前中国的中小城镇主要还是靠低附加值和区域性制造业支撑，这限制了就业机会。小城镇必须建立它的特色产业支撑点，才能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吸纳农民工。
　　郑风田指出，随着一些东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慢慢转移到中西部，中西部的一些城镇已经开始繁荣起来，这将有利于附近农村人口的就地转移。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解决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流失问题。由于城市化的马太效应，中心城市的教育、医疗等资源与中小城镇极不平衡，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发挥财政作用，建立健全中小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解决中小城镇吸纳农民工的基本服务保障问题。
　　魏旋君也建议，在中西部地区，应发展壮大一批中小城市，重点是通过各级政府的政策、资金、项目支持，解决基础设施改善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进入门槛较低、居民生活成本和就业成本便宜的优势。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朱清文说，农业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关键是要打通三个节点：一是县城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中明确提出，要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希望国家对县城，特别是对财力较弱的产粮大县县城和基础比较弱的县城给予更多的支持。二是农村集镇建设。农村乡镇所在的中心集镇是城镇化的主体。建议国家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重点产业发展上给予政策和资金倾斜。三是中心村建设。建议把重点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家支持规划；增加对村级干部工资和“三费”的补贴额度。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认为，在大力推进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要稳步推动小城镇建设。推进小城镇建设，不但要有产业依托，还要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和优化小城镇建设的综合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