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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学者，他用清晰说模糊，把信息普及给百姓听。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用学识谏国策，把问题与解决之道直言给政府听。作为经济学家，他用英语说中文，把被误读的中国正解给世界听。”

　　新年伊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开始了2011年第一场讲座：世界与中国经济2011形势分析。专程赶来的EMBA学员和校友们座无虚席，这些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高管们都是李教授的忠实粉丝——“稻米葵花”。
　　“同学们，别介意有媒体采访拍摄，我们一如既往自由探讨。”比大部分学生还略显年轻的李教授，开场白就体现出了学人本色。这位从小立志以文学改变中国的人，接受西方现代经济学教育，始终钟情“中国问题”，回到阔别已久的清华园投入了经济兴国的行列。
　　站在中国发展利益立场来思考“世界经济中的中国”，这位低调的高个子教授观点颇有说服力。

　　“我更习惯被称为学者”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自称为“学者”。如今，您身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又以经济学家身份获得“2010CCTV年度经济人物”，在您看来“经济学家”的称谓意味着什么？
　　李稻葵：“经济学人”还是“经济学家”都是对我们这个学术职业的不同描述，只是个符号，不具实质意义，而谦虚实在的说法也许更能体现我们中国人的个性，这也是我个人的偏好。
　　我们这代人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很少用“家”这样的字眼，我想“家”这个字具有很高的地位。而现在的舆论和学术中，往往直接就用“著名经济学家”，我一时还感到有些不适应。当然，这与中国目前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心态的浮躁有关。

　　“要在专注研究和影响社会之间平衡地承担职责”

　　记者：一方面公众希望学者能够深入研究某一领域、希望他们专业化；另一方面，公众又希望学者能够发出声音，表达独立而有建设性的通俗易懂的意见。您认为这两者矛盾吗？
　　李稻葵：经济学上许多非常数学化和技术化的研究领域公众并不感兴趣。学者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学术研究，专注于学术领域自己感兴趣、长期关注的问题，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有关问题。
　　国外学者个人研究领域分工非常细致，并不过分留意和讨论社会上流行的热点，对社会话题的参与度、对公共政策的发言权远低于国内，讨论也没有中国这么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目前在国内想做到专注很难，这源于单位对学者社会知名度的要求、回馈媒体对学者的尊重。当然，媒体总希望学者研究越广泛越好，讲一般民众能听懂的话，而学者个人就需要在专注研究和影响社会之间平衡地承担职责。
　　在我看来，新一代学者的职责不仅是在国内解放思想，认真研究中国的问题，把我们的智慧奉献给百姓和决策制定者，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走出国门，用西方人的语言，用西方人的逻辑，把中国的事实，把中国的道理讲出来，化解他们的猜疑，化解他们对我们的指责。

　　“应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

　　记者：目前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经济问题往往与社会问题等交织在一起，您认为此时需要什么样的学者？
　　李稻葵：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应该说肤浅的经济现象研究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相反需要技术层面的、更加复杂的经济学研究。比如财税改革、房地产改革都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具有更高专业素养、受过系统训练、具备国际化视野又了解国情的经济学者深入参与。只有把问题真正研究清楚，才能讲明白，采取有效措施。
　　一位经济学者在公众空间，应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经济学者的风范。

　　“发展方式转型需要耐心”

　　记者：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您有什么看法？
　　李稻葵：内外需的严重失衡是一个棘手问题，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乃至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早在2007年初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就提出要尽快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中国经济连续超速增长，日益凸显的“增长烦恼”迫切需要增长模式转变。
　　加速有序城市化，让还没搭上经济发展快车的群体纳入起飞轨道，这样大的消费潜力如不挖掘出来，当然会内需不足，只好依赖于出口加工、廉价成本竞争。只有从根本上下工夫启动内需，发展方式转变才有长久的实质性支撑。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一个转折点，但转型同样是一个长期过程，立竿见影的措施恐怕没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成一场全面升级转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人们应该多一点耐心。如果未来5至10年，伴随“十二五”规划体现出的指导思想逐步落实，相信会呈现惊人的“中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