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强烈冲击以前，不少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出口增长的势头都感到满意，只有较少的人察觉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并且越来越具有出口依赖性质。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在政府加大投资和扩张信贷的刺激下，2009年下半年起，经济增长率终于止跌回升。这一过程使较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中国经济难以走上稳定持续增长的道路。这可以说是2009年这一年中国从经济波动中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成为出口依赖型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在这以前已经成为高速度增长依赖型的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有高速度，这是受就业压力越积越大的逼迫所致。换句话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人员分流，以及农村多余劳动力一直不断地流向城市，再加上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使得就业形势始终是严峻的，于是经济增长必须保持高速度。2008年的经济波动表明，当该年11月起经济增长率下降到略高于6%时，失业人数就骤然上升了，似乎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达到9%～10%，甚至超过10%时，就业问题才稍稍缓解。为了社会稳定，看来高速增长是唯一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包括若干大中城市的经济，已被迫走在高速增长的道路上，非高速不可。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以下，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等情况。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无非要依赖投资、消费、出口。其中，对投资的依赖是一贯的。20世纪50年代起，投资就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多少长时期内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至于消费，这些年来，直到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剩下的就是出口，近些年来正是出口在中国经济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也越来越突出。能增加出口，并不是坏事，即使在今后，我们也仍然应该重视出口贸易，需要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但较大程度地依赖出口，却不是好事，因为这容易导致我们受制于人、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动、受制于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定。更何况，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相当多的产品全凭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企业盈利空间则是有限的。此外，还有一些出口产品是高耗能型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是中国的能源，污染则留在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尽管这些产品的出口维持了一部分工人的就业和为国家挣得了外汇，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状况。怎么改？一要靠自主创新，二要靠扩大内需。
2008~2009年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主创新是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城市的繁荣或衰退，取决于自主创新的力度。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莫不如此。自主创新做出了成绩，城市和企业不仅掌握了核心技术，而且创立了品牌，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市场也就打开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样的城市和企业所受的影响是较小的，它们有很大的机会在保持国际市场上原有份额的同时，还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内需的扩大同样有助于早日摆脱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GDP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首先要让在促进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投资和消费二者并重，然后再让消费所起的作用逐渐大于投资，这样，GDP的增长就有坚实的基础了。当然，出口这时仍然有必要占据一定的位置，但这已经截然不同于对出口依赖时的情况。扩大内需，主要是指扩大民间消费，而民间消费的扩大，一是以城乡劳动收入比重占GDP的上升为基础的，二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基础，这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规律。需要指出，这里所指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民从承包土地入股获得的分红、农民出租自有住房的收入以及农民经营商店和作坊的投资盈利等。那么，居民的消费会不会有一个“饱和点”呢？即国内消费品的需求在“饱和”之后会不会停滞不前呢？这取决于消费品设计的创新、制造工艺的创新和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考虑到目前的生活质量水平和消费方式，即使有所谓的“饱和”，那也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靠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而摆脱了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之后，我们的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就真正成为自主的对外贸易了。这里所说的自主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指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掌握了主动权。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我们不会不惜代价地增加出口，也不会在国内某些产品供应紧张时勒紧肚子“挤出”产品出口。同样的道理，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我们的对外贸易将不再受制于人，不怕其他国家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来限制我们，从而对外贸易得以建立在真正互利互惠的平台上。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有自主创新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只要我们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国内民间需求旺盛，可以出口的出口，需要进口的进口，那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实际上，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摆脱对出口高度依赖的轨道，更重要的，这是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通过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资源节约了，环境清洁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可以实现了。而由于内需的扩大以及国内市场潜力的不断挖掘，经济增长不仅不再主要依靠投资，还会制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就业压力逐渐缓解，这样，中国经济就不一定非维持高增长率不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就会维持在适度增长的水平上。
如上所述，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就业压力增大的挑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受到这一挑战的影响。这是因为，即使城市当局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他们会有所顾虑：如果要关闭一批污染重、耗能高、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本地的财政收入不就减少了吗？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率不就上升了吗？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如果他们不愿回乡务农，有什么办法安置他们？如果他们回乡了，是不是有那么多土地可让他们耕种？再说，即使关闭了一批应当被淘汰的企业，那么本地如何兴建后续的、替代性的企业呢？资本从何而来？市场有没有保障？技术水平能不能符合市场的要求？否则，就业压力依然难以缓解。在这一大堆问题面前，城市当局陷入两难境地，所以顾虑重重。
政府增加投资并且用来注入实体经济的决策是正确的。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今后持续的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改善民生，但这并不等于可以迅速缓解就业压力。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了，不可能为下岗或新增的妇女劳动力直接提供就业岗位，也不能让那些已有一定技能的下岗工人安心地去基建工地干活。因此，城市当局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如下的对策，即在有步骤地关闭那些污染重、耗能高、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的同时，以扩大融资和支持兼并重组的方式，让一批有市场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以增加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和帮助那些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社区、街道服务单位，让他们增用劳动力（如环卫人员、维护治安人员和照顾老人、病人、孕妇、儿童的服务人员等）；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如果愿意自行创业的，可以给予贷款帮助，让他们开店、开作坊；对于有就业愿望而又适合在某些行业工作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以便适应今后的工作岗位。此外，建议在市政府之下设置指导性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为广大中小企业服务。
在这里还应当着重指出城市支持、扶植微型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重要意义。
以往，我们都习惯地按经营规模和资本金多少把企业分为大、中、小型企业。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划分仍比较简单，当前尤其重要的是应当把小企业再一分为二，即分为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微型企业通常是指雇工人数和资本金都很少的企业。例如在重庆市，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包括投资者和雇工）不足20人、创业投资金额不到10万元的，就称为微型企业。
支持、扶植微型企业的意义在于：
第一，微型企业的建立，可以吸纳许多人就业。要知道，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部分人就业了，就有了收入，他们支出了这些收入，就给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第二，微型企业是适应市场需求而出现的，它们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而且方便了群众。
第三，对微型企业的扶植能大大调动民间创业的积极性，它们遍布于各行各业，使人们乐于创业，敢于创业，争做创业者。这种创业热情既反映人们对社会的信心增强，也反映他们对自己的才干和信心的肯定。一场群众性的创业活动必将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带来不可估量的成效。
第四，微型企业中有一些是科技人员创办的，具有高新科技的特点，它们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成绩，会被风险投资者看中，投资介入，迅速成长，有的后来能成为大企业。
第五，微型企业还可以成为大中企业生产的配套合作者，这一方面有利于微型企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大中企业效率的提高也有积极作用。
因此，城市当局应当把支持、扶植本地微型企业作为政策重点，政府的支持扶植主要表现在财政、信贷、培训和注册登记四个方面：
财政方面：一是对微型企业的税收实行减免；二是对微型企业的创业资本金不足者，根据条件，给予一定补助；三是对开业后一定时期内在自主创新或其他方面作出较大成绩的给予奖金。
信贷方面：对于微型企业提出贷款要求而又缺少抵押品的，可以由担保公司给予担保；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贷款给予利率优惠。
培训方面：可以在城市内设立各类微型企业投资者培训机构，减免他们应当缴纳的培训费用；对于微型企业的骨干人员，也可采取类似的办法帮助他们接受培训。
注册登记方面：在微型企业投资者申请注册登记和银行开设账户方面给予方便，简化登记开户手续。
有了政府的支持和扶植，微型企业一定会在各个城市中有很快的发展。在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一个没有大量微型企业的城市，显然是人气不旺的；一个存在着大量微型企业的城市，居民的创业热情高，就业状况好，城市就有了生气，有了活力，经济上去了，社会也就比过去和谐了。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上发表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