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推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突破性的政策措施，为新阶段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将成为农村改革工作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昨天（10月19日），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农村研究人员，他对《决定》的出台感到振奋。
　　在采访中，江惠生对农业家庭经营体制长期化、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两个问题尤为重视。他认为，农村农业富余劳力的转移，处理好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关系是关键。

之前一些农村土地流转的规定存在缺陷

　　记者：《决定》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推动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结合广东的情况，您如何看待这两个问题？
　　江惠生：农村富余劳力的转移，妥善处理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关系是一个关键。之前我们一些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规定存在缺陷，国家文件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可采用转包、出租、转让等形式，双方商定转包费、租金、转让费；凡全家迁入设区的市（一般是地级以上的城市）的要交回承包地。一些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规定可能比较“粗线条”。对于迁入城市者，对其原有的承包经营权没有一点补偿可能不行，他宁可保留一两个农村户口（如老人户口）、算作兼业农户而保留承包地，宁可让土地丢荒（一些地方丢荒地不少）。

今后要因承包经营权流转而调整土地

　　江惠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切实长期稳定农业家庭经营体制。中央和国家文件规定土地承包在原有十五年的基础上再延长三十年，一般计至2030年或2033年，现在仅剩下22年至25年，很快就过去，这对于职业农民、农户来说，仍然预期不足、心中无底，生怕变。虽然之前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人说过“三十年后也不要变”，“永远不变”，但没有正式文件明确规定。
　　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期”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目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结合“双转移”，全面清点现有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人，加以确认，切实承认经营权的物权，不准乱动，切实执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今后的土地调整，不是因为新增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而调整，而是因承包经营权流转而调整，给予转移出去的劳力和人口以合理的、基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经济补偿，使农业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与“耕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农地承包经营权向职业农民转移———农业农村内部的“双转移”，走上良性循环的、法制的轨道。

让农民住宅及农村宅基地流转起来

　　江惠生：此外，我们还认为，广东应该改革宅基地制度，进行宅基地确权和促进流转工作。目前，广东全省农村宅基地的总面积1000万亩左右，约相当于“坚守耕地面积3000万亩”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户均六分多地，存在布局分散、用地量大、占用耕地多、用地效益低、生活与生产缺少功能分区等问题，已对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制约和限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宅基地制度，类似“福利分配”，但有权势及一些“老板”多占多用，一户多宅；有的建新房、弃老房，或迁入城镇而弃用，不少宅基地荒废；现行政策未能确定农民住宅及其宅基地的财产权，不能流转。建议广东先行一步，尽快开展对全省农村宅基地的清理、确权、登记工作，承认农民住宅及宅基地的私人财产权、用益物权，使之流转起来。
    当前，农村基层许多问题需进一步理清，千头万绪，如果土地制度创新方面能率先突破，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进一步明晰“集体”的财产到底归谁

　　记者：与全国一样，广东的农村制度包括现行的土地制度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广东要成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排头兵需要有哪些突破？
　　江惠生：关键是要坚持制度创新。一是组织制度创新。要重塑农村组织的微观基础。从一个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职业分化、人口流动，目前所谓“村民”，成员多种多样，有的虽居住于原村却早已不从事农业，经济社会活动不在村，因此村民委员会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构成是不同的，两者不能互为替代。农民的组织不要搞“政经合一”。要让农民的组织有话语权。二是产权制度创新。“集体经济”的财产到底谁所有，要进一步明晰。三是土地制度创新。要坚持家庭经营制度长期不变。按文件规定目前土地“承包期”只剩下23年左右，23年后怎么办？因此，将土地“承包期”长期化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要制定土地经营使用权流转的有效政策，让那些准备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农民安心地放弃承包地，“愉快”地转移出去，让“耕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