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农村调研时，笔者发现一些地方认为一涉及深化农村改革，就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甚至一些地方和学者提出探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买卖”问题，这很让人担心。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改革上，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避免因急躁冒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冲突和不稳定因素。
中国要完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过程，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任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土地对农民在事实上长期起着生存保障、社会保障的作用。城里打工的农民就业困难，还可以回到农村去耕种那“一亩三分地”。如果农民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长期转包甚至“买卖”了，他们又无法享受城镇低保制度，就可能引发多种社会不稳定。
有人可能会说，农民是土地生产经营的主体，他们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自然会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这句话看似正确，但无法面对实际生活的严峻。农村土地流转可能会受到外在力量的挤压：一是资本利益挤压，进入农村土地的资本，会以占有最大化的利润为根本出发点，很有可能忽略、伤害农民的眼前、长远利益；二是使用不当公权力的挤压，少数地方政府可能因为政绩而盲动，甚至可能在交易过程中发生“权力寻租”。二者相结合，有可能使“根据农民意愿”这一前提大打折扣。
再看，面对资本、权力、自然灾害、人生困境，个体农民很脆弱，容易在眼前难题的逼迫下失去根本而长远的利益。比如，农民因为买地下六合彩、赌博等陷入经济困境，一时冲动下可能“卖地”；重大的自然灾害、疾病等天灾人祸使农民负债，也有可能被迫“卖地”偿还；甚至可能有农民为了孩子上大学，以及筹集教育经费，也要卖地。即便没有这些压力，也会有部分农民经营短视，今年转包时的“高价格”，若干年后可能是“超低价格”，但一些农民可能不会算、算不清这笔长期账。
内外挤压下的流转还是“单行道”，农民失去土地，再想拿回来，难上加难，这样的后果，也要极其慎重地考虑在内。作为弱势产业的经营者，一个农民的一生要面临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土地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依赖。只要有土地，就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就留下翻身的机会，还从宏观上保证了中国发展的弹性。
因此，社会各界对刚性的土地流转制度设计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对这个制度保护农业这个弱势产业、保护农民中的困难群体、保护一个农民一生可能存在的困难阶段的深刻用心，应仔细体会。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甚至发达国家也在关注保护国内的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体会土地流转中“弱势保护”的制度内涵。
由此，要保留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后的话语权，让他们还有“议价”的权力。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当前阶段不宜签订“长期合同”，而应该从实际出发，“三至五年一签”，“续签合同时重新议定转包价格”。
有人可能会对这样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会影响资本进入农村的力度。但是，任何发展都是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更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要完成“农民进城”的历史性进程，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就拿近两年来说，大量农民到城里打工，但由于一些中小制造业企业受国际经济形势冲击关门倒闭时，不少农民工又重新回到了乡村，他们的生活还有着基本的保障。
当然，随着今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升，随着社会城乡统筹的保障制度的全面建立，适当放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期限，是完全可行的。在当前还没有这个“基础条件”的背景下，涉及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避免急躁冒进而损害到广大农民的利益，避免产生“新失地农民”，避免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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