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刚几个月大，一个月要喝三桶金装多美滋多乐加金盾奶粉(900克)。这种奶粉以前1桶199元，现在涨到了217元。我算了算，等他不喝奶了，奶粉钱都够我给老婆买个高级皮包了。”在北京一家超市的柜台前，刚当父亲的张先生这样向记者抱怨。
　　这些抱怨的人或许不知道，很多日用品之所以涨价，是因为进口原料涨了。类似的产品还有方便面、农药、饲料、橡胶、钢铁、铝材……今天的中国正在切实体会着从国际市场传来的涨价风潮。

涨价从进口原料开始

　　今年1月1日，青岛啤酒宣布提高部分品种的价格，平均涨幅在6%至8%左右。而在此之前，燕京啤酒已经宣布调整其六个产品系列的价格，包括在北京市场占有率最高的10度清爽型以及纯生系列。更早前，百威啤酒就调高了部分易拉罐产品的价格。
　　为什么涨价？“因为用于啤酒制造最重要的进口原料大麦和啤酒花价格都在成倍上涨，成本由原来的每吨170美元升到每吨400至500美元。”青岛啤酒总裁金志国日前这样对媒体表示，“原料价格上涨吃掉了青岛啤酒2007年大部分的利润。”
　　据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啤酒分会理事长肖德润介绍：国内啤酒行业使用的大麦有近一半依靠进口。由于天气干旱，2006至2007年度澳大利亚大麦产量从上年度的990万吨急剧减少到了355万吨。加拿大也出现出口增长乏力现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中国最大的大麦进口国，二者供应量占中国大麦进口量的90%左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啤酒行业对大麦的需求却在增加。去年前10个月，澳大利亚进口啤酒大麦价格飙升，成交价已经从300美元/吨涨至400美元/吨，2008年预计将达到500美元/吨，以年产20万千升的啤酒厂为例，光此项成本每年将增加3000万元以上。同时，作为啤酒生产过程中重要原料的啤酒花由3万元/吨左右涨至9万元/吨左右。
　　生活用纸涨价的原因和啤酒大同小异。我国造纸行业是典型的“市场在内，原料在外”的行业，外部原料进口成本约占厂商生产成本的一半。来自造纸学会的数据显示，2007年国际纸浆价格全年累计上涨19.1%，我国累计进口纸浆比上年增长6.5%，于是进口纸浆价值就上涨了26.3%，达到55.5亿美元。
　　一项调查显示，广州、兰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地的生活用纸价格平均上涨了一至三成。一些老年人因不堪忍受面巾纸价格攀升，又重新使用手绢。
　　其他产品也一样，生产奶粉要进口脱脂奶粉与乳清粉，生产钢铁板材要进口铁矿石，生产铝材要进口氧化铝，这些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近年来都在上涨。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演讲时称：“中国目前的通胀属于输入型通胀，主要是由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
　　斯蒂格利茨提到的国际能源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中国国内物价上涨，确实是导致中国被迫接受输入型通胀的原因之一。

PPI连创三年来新高

　　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公布的前三个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创三年来新高，1至3月分别上涨6.1%、6.6%和8%。
　　PPI连创纪录对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部分原材料涨价影响的只是一些商品，对CPI这一综合指数影响并不大。国家物流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陈中涛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当前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势头迅猛，给CPI带来了很大压力，但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结构性的调整，它不会造成全面物价上涨的局面。
　　但是确实如此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承认：“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开始攀升。包括工业品出厂价、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都有所扩大，生产领域价格上涨向消费领域传导的压力在加大。”
　　华东师大亚欧研究中心研究员余南平教授甚至悲观地认为：“今年已经出现了滞胀的迹象。”据他分析，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率处于高位，第一季度CPI达到8%，同时社会劳动力成本大幅增长，目前部分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了30%至70%。与此同时，部分行业利润增长十分乏力，尤其是纺织等出口行业。尽管企业原料、劳动力等成本明显上升，但是由于产业链下游的零售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以及其他多种因素，企业不可能同比例提高零售价格。这必然会导致今年大部分企业的利润会明显缩减，继而引发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专家对化解输入型通胀的建议

　　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现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在近日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存在通胀与滞胀并存问题。他说：“当前为防止经济增长过快和出现明显通货膨胀而采取的从紧货币政策，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如果单纯地依靠货币政策，或者对货币政策的力度把握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两难’的境地。”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不应靠经济减速应对通胀。我们不认为中国的通胀是经济过热带来的需求拉动型通胀。中国不应采取过度行政调控、使经济大幅减速的方式来应对通胀，特别是考虑到外部环境将显著对中国出口不利的局面下。
　　应对目前的通胀压力，哈继铭认为，短期当以货币紧缩、粮食补贴、人民币升值为主。用财政政策应对粮食通胀，包括对消费者的粮食补贴，以及对于种粮农民的补贴。为应对食品通胀，不仅要补贴城市中的消费者，还要补贴农民种粮，包括农药、农具、化肥的补贴，以鼓励其种植粮食，提高粮食供给。这是解决中长期粮价上涨压力的正确路径。
　　长江商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聘教授周其仁说：“最近，在通胀走高的形势下，政府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我们认为物价管制不但替代不了货币管理，也永远消除不了通胀。相反，那样只会助长通胀和通胀预期，从而延长甚至加剧通胀。”
　　周其仁认为，我国目前的价格管制主要包括四种产品。一是电。由于煤价是在基本开放的市场上由供求力量形成的，而电价是政府管制的，不能涨，所以关于电的矛盾几年来一直没有解决。
　　二是粮食。目前实行价格上限管制。由于政府大量抛售库存，国际粮价的上涨没有传导至国内。于是出现了农民生产意愿的可能下降，因为目前的粮价将为下一个生产周期提供信号。同时，如果农民的通胀预期起来了，惜售行为也会出现。
　　三是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严重的问题是非价格管制。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周六、周日工作需要加工资，这其实是在限制那些宁愿在周六、周日不要加倍工资而要工作的人。
　　四是土地。维持政府征地和独家供地制度、排斥集体土地入市，实质上也是一种下限价格管制。因为它限制了供应量，降低了土地供给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抬高土地价格。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价格往上升，会使得高房价得以实现。
　　“以上四种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产出品，我们实行价格上限管制；另一类是重要的要素投入品，我们实行价格下限管制。两种政策组合在一起，我认为会产生一个打击生产的效果，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是不利的。”周其仁说。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说：“中国的外贸状况已今非昔比。与在1987年至1988年和1993年至1994年人民币汇率被高估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增加的情形相反，中国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允许人民币显著升值才是抑制通胀的有效途径和最理想的政策选择。而且，此时允许人民币升值可以同时实现抑制通胀和纠正外贸失衡这两个政策目标。”
　　摩根斯坦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建议采用财政出资的保值储蓄(GID)计划。在GID计划下，政府以确保各个家庭在银行里的某些类型储蓄的实际利率非负为目标，用其财政预算对他们进行补贴。并向各个家庭承诺，高通胀将不会削弱他们长期存款的购买力。因此，各个家庭也就没有必要取回他们的存款去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对冲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