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的标志性名言，也是他心目中具有价值的学术境界，更是许多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精英的终极目标。但考诸历史和现实，达此目标简直难于上青天。何也？多年来笔者常常思虑这个问题。最近拜读王志浩先生的《大国经济之路》，忽然开悟了：要达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境界，原来也很简单，只要你超脱于中国的语境，独立于庐山之外，你只要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规范，你就能穿越政治宣传辞令的浓浓迷雾层层路障，并最终得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向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产品。
    本书作者王志浩，其姓名虽然很中国，但其人却是白皮肤、蓝眼睛的英国人，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那么他的这本定稿于2009年11月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大国经济之路》对中国读者有什么价值呢？这正是本文要告诉各位读者朋友的。

    官员干预是双刃剑

    爆发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冲击全球，也搞乱了许多人的思维，有人大呼小叫说自由市场经济要终结了，还有人主张政府应该扮演经济发展的主角。大政府国家主义是可行有效的经济发展的正道么？本书作者王志浩先生在第三章《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那么快？》中指出，政府干预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干预具有隐蔽成本，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十分强势的政府会如何改变游戏规则，也不知道它哪天想要改变规则，更无从知晓是否会有利于你的生意。政府干预的成本和收益，得到和付出，不分你我，不可控制也无法预测。在王志浩看来，“天真地信任政府总能给企业带来积极的推动，与自由市场狂热者深信政府干预往往是坏事一样有害。政府对企业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成本与收益的微妙平衡，目前为止一直在中国起着作用，但并不确保它会永远起作用。”所以，王志浩认为，更好的制度、明确稳定的规则的必要性比政府干预更重要。不过，王志浩也有疑惑：在中国，制度会有飞跃么？有待观察。为什么明确稳定的制度规则比政府干预更重要呢？笔者这里略做一点补充：一，因为政府治理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天大难题；二，政府干预是随机性的，同时政府官员受任期制的制约，所以，政府------不，用官员更恰当，官员的干预以及所谓支持、指导、保护，肯定是短期行为，而且往往经不起成本---收益分析的推敲考核，故其效果并不怎么令人乐观。

    “过去好日子”的神话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很大很大很大，但同时造成面临急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很多很多。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阶层分化改变，于是乎有些人开始怀念起“过去的好日子”，更有一些脑残患者还希图退回到30年前。那么王志浩先生是怎么分析这个问题的呢？在第五章《收入差距：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中，他主要用数据明确指出：没有“过去的好日子”，“要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神话”。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自改革开放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说这种话的人，不是失忆健忘症患者，就是睁眼说瞎话者。其实在30年前，当时的官方主流舆论也并不讳言否认存在收入差距，当时常常高喊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消除三大差别”。当然，王志浩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与我们以前的说法不大一样，他用数据和事实指出，30年前的收入差距既存在于农村居民之间，也存在于城市居民之间，更存在于城乡居民之间，与现在的情况有相同之处。同一个庐山，山内的人看庐山，与山外的人看庐山，其得出的结论竟然大相径庭，有的人在庐山之内自我感觉良好，幸福指数莫名其妙的高，山外之人一看，则是痛哭流涕长太息：30年前，李光耀总理访华回国后，取消了原来不准新加坡公民旅游中国的规定，他认为不必担心来华的新加坡华人会把中国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带回新加坡，因而应该鼓励新加坡人去中国亲眼看一看，去得越多越好，看一看极左思潮加狭隘民族主义把他们祖先的国家搞成了什么样子------搞，原是湖南方言，经过几十年的大搞乱搞，被搞成了全国流通粮票，还流通到了新加坡。
    王先生关于“过去好日子”的神话的分析无疑启示我们：回头路不能走，我们只有向前看向前走这一种选择，虽然探索新路不容易，也只能探索着向前走。

    行为比制度更关键

    为什么有的经济体茁壮成长，有的经济体却踯躅不前？排除了一些非必要条件之后，与其他经济学家一样，王志浩先生把目光聚焦于制度之上。在第八章《制度有多重要？》中，王先生指出：制度也即法治，包括各种成文的制度和不成文的潜规则，得当的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它们能够支持投资、创新和消费，制约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滥用是破坏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正如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得到的经验，制度可以带来天壤之别。制度在前30年击倒了这个国家，在第二个30年成就了这个国家。王先生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既有，也没有。何以这么说？在笔者看来，“制度”在有的时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说法，容易流于笼统抽象，所以笔者认为说“制度在前30年击倒了这个国家，在第二个30年成就了这个国家”是不够严谨严肃的，恰当的表述应该是：行为在前30年击倒了这个国家，在第二个30年成就了这个国家，是行为，具体说是所谓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动乱、运动群众，是胡作非为瞎折腾击倒了这个国家，而不是制度，或者说主要不是制度。在前30年是没有什么制度可言的，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被吹捧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面前曾自称是大官僚主义者的毛泽东明确讲不要宪法以及其它法规，理由他说是法律条款太多，记不住，他主张一年搞四次会议、决议来维持秩序、治国安邦。说其有道理，是因为在第二个30年制度建设进步很大，制度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脑筋急转一下，其实还是行为对头，用周其仁先生的话说，中国这30年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做对了事。所以笔者要强调，行为更重要，当然，如果有好的制度保障支持，对的行为会更持久更有效率。虽然并不完全同意王先生关于制度的表述，笔者还是要说，《制度有多重要？》是最值得拜读的一章。

    这就是政治

    在全球化时代，在平的弯的直的热的世界，你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才能想明白国内的一些问题。在第十一章《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中，王志浩先生在分析中外贸易问题时对外国政客和媒体的描述很值得我们思考，作者说：如果抨击中国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那他们一定愿意这么做。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媒体人物，也抓住机会会对中国左扑右咬，并且因此名噪一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懂得一些经济学的，明白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因而更富有责任感，宣扬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是，他们一样需要选票。而且，因为对华贸易给美国创造出来的高薪岗位毕竟较少，这帮家伙不敢大声站出来，当然也不希望被别人看见在替中国说话。这就是政治------我们要特别小心别对某个国会议员或CNN的嘉宾前两天说的什么反应强烈。相信我吧，他们明火执仗、唾沫横飞，骂同性恋，骂支持全民医疗者和拥护堕胎，骂奥巴马。很多炮轰中国的人让炮轰他人成了有”钱“途的职业。我们可别跟他们嘴中喷出的垃圾较劲，万不可自行对号入座。政治总是乌烟瘴气、充满颠三倒四的谎言、噪音和混淆黑白的歪理邪说，中外皆是如此，对此，你得见怪不惊！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怎么走？细读王志浩先生的这本书，我们不难体悟到：既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中国经济过去的前后两个30年，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经济，尤其是美欧日经济的过去和现在。严谨严肃高尚的经济学，既是中性中立的，也是有立场倾向的，即它对真实经济世界的分析是中性中立的，而它对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是有立场倾向的。经济学家自有他她的是非标准，而且这个是非标准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底蕴，即它以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的正负来判断经济决策、经济行为之优劣对错，并据此提出支持或反对的主张和建议。这是我读王志浩先生这本大作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