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简介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曾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第六、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被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并被评选为“1988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曾多次参与起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多次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各部委获一、二、三等科技进步奖。其主要代表作《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提出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构想，为党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

    由于金融危机，政府被迫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危机期间在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在危机过后为了解决生产过剩要压缩产能，又以要“消灭落后产能”为理由，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必然会形成国有兼并民营的格局，由此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
　　在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要占到60%左右，是导致分配矛盾的主要方面。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则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

　　绕过分配难解增长困局

　　中国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加大投资保增长会使未来产能更加过剩，因此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平衡态势。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理论上却讲不通。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原理早已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有四个，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我们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其结果是压了钢铁和水泥等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就是采用强力的行政手段限制死了所有产能增长，储蓄大于投资的矛盾仍不会消失，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对中国更加不利，所以绕过分配环节无论想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样道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阻止不断下跌的消费率，目的也达不到，因为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比如原来打算两年后才更新的彩电由于现在有购买补贴就提前到今年了，所以，由消费刺激政策所出现的现阶段消费高峰，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就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比如，在2009年初以来，预期1500亿元的“家电下乡”只实现了500多亿元，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则只实现了30多亿元销售额，比原先预想的1300亿元相差更远。
　　所以，企图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些小的效果，从长期看却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费率。
　　不仅绕过分配环节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已经陷入困局，也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困难，因为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在中国外部正酝酿着更大的危机，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机再次袭来，由于可能正逢本轮投下去的巨大投资开始转变成产能，国内生产过剩的矛盾将更加突出，政府是否还有这次这么大的投资增长余地？如果本轮投下去的20多万亿元贷款由于生产过剩矛盾而有相当部分不能形成还款能力，在银行体系开始出现巨额坏账，政府是否还能继续让国有银行提供巨额贷款？如果出口在下一轮危机中再次大幅度萎缩，国内消费又因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难以提高，政府又拿什么让投资需求像这次这样来独挑大梁？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宏观调控陷入困局，在下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将难以像这次这样迅速反弹，甚至可能长期走不出来。
　　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目前陷入了混乱。在经济下滑期为了应对萎缩，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危机期间在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在危机过后为了解决生产过剩要压缩产能，又以要“消灭落后产能”为理由，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由于中小企业以民营为主体，必然会形成国有兼并民营的格局，由此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这些措施和做法虽然是出自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并非是想向计划体制回归，但难免会被认为政府是打着“保增长”的旗号实施体制倒退，因此已经引发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
　　所以，如果不在分配环节实施突破，而是希望宏观调控能解决总供求失衡矛盾，必然会使宏观调控陷入更大的困境。

　　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却有体制与战略两方面。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改革造成了新财富阶层，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劳动获取收入，也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取收入，由此形成了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体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大家普遍看到和认识的原因，在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中之所以会绕着分配矛盾走，也是由于体制所造成的分配矛盾很不好解决，因为历经30年改革，中国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与利益集团，而调整分配关系，就是要从诸多利益集团手中拿走他们已经获得的部分利益，这又谈何容易。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开始建立，在一段时间内“矫枉过正”，收入差距拉开得大一些难以避免，如果现在就对市场经济体制动大手术，不仅对社会震荡大，而且很容易让“先富阶层”动摇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从而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固。所以，应当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进行。
　　战略方面的原因是，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中国在长时期内保持了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到2007年底虽然中国已经有5.9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但其中包含了1.6亿农村人口，在这1.6亿农村人口中，有1.2亿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其他是“县改区”和建制镇范围内的农民。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中，只有约2000万人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其他人则以“民工潮”的方式在城市和乡村间穿梭。由于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却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口，由于统计原因被计算到城市人口中的城区和乡镇的农民，更不能被视为城市人口，这样计算下来，2007年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4%，比统计显示的城市化率低了1/4。
　　世界其他国家在人均3000美元GDP的时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中国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时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工业化是为城市人生产商品，因为农村居民可以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生存，所以如果只要工业化而不要城市化，就是只要供给增长，不要需求增长，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倍，到2008年拉开到3.3倍。反观日本和韩国，在工业起飞过程中的城乡差距也有拉大倾向，但最高不过1.7倍，到工业化后期，农村居民还比城市居民收入高出10%左右，是一个先拉开后收缩的过程，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化过程是与城市化同步推进的。在中国则明显是工业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由此导致当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GDP消费水平的时候，中国的主体居民——9亿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不到700美元，有关研究说明，在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要占到60%左右，是导致分配矛盾的大头。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如果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则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
　　因此，突破分配难题可以从体制和战略两方面入手，体制方面的原因要解决但时机还不够成熟，而且在分配矛盾形成中的影响因素相对较小，因此应该放在后面逐步解决，而城市化不仅是造成分配矛盾的大头，也比较好突破，所以推进城市化就是必然的战略选择。当然，推进城市化也会有利益关系的调整，也必须有体制方面的配合，比如让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就必须建筑大量廉租屋和低价商品房，这会使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收入显著减少，但是如果各级地方政府能够逐步认识到只有推动城市化才能给地方经济增长创造新空间，而且哪个地方的城市化快，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才能给提升地价创造条件，就会有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实际上近十年以来，随着地方经济规模的增长长，已经有许多省、市提出要建设大都市圈的要求，地方的城市化步伐，已经走到了中央政府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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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推进城市化，王建认为，应当分成存量与增量这两个城市化阶段，并且必须以大都市圈为主导方向。

    中国经济原有增长动力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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