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之困，并不在于去成立专门的银行，成立这样的银行蕴含着很大的制度和腐败风险。而应该在完善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放松中小企业股权融资的相关政策，拓宽其股权融资的通道，鼓励养老、保险等公共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进入中小企业。 

    “第二届广东中小企业经济论坛”有两条资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一是在从紧货币政策下，上半年全国已经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倒闭；二是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长效机制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的举措，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
    两条资讯，似乎一喜一忧，其实稍微想一想，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第一条资讯，印证了学界叫嚣的“流动性过剩”的假象，钱太多了，央行一方面紧缩银根收缩“流动性”，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因为缺钱而“倒毙”于从紧的货币政策之下。按照央行的统计数据，贷款是月月增长的，而且在加速，可是，贷的钱去了那里呢，我们不知道，但起码可以判断，并没有流向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第二条资讯则更像“忽悠”中小企业。暂且不论“国家中小企业银行”的成立是否真能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之困，单就“研究”两个字，在中国行政运作机制的效率语境下解读，恐怕不报废掉数十万家中小企业的数据样本，是“研究”不出什么结果的，无异于画饼充饥而已。
    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尤努斯因其创办了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而成为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尤怒斯坚信，借货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按照这个金融哲学，最起码，中国的中小企业这项“基本人权”并没有从公共政策方面获得制度上的保障。而这种制度上的残缺我们可以借助于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放大”效应，从独特的视角加以解读。中国大量的信贷资源被垄断在国有企业手里，成为他们投机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的工具，抬高了资产价格，而不是投资于实业，这是中国“流动性过剩”和所谓的投资过剩的本质在，大企业垄断的信贷资源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无疑是明显的，从而造成了“饿死”和“撑死”并存的经济怪相。这种情况下，成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似乎成了一种起码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的选择，犹如尤努斯的格莱珉。
    且不说国家发改委和有关部门“研究”到何时，单就这种想法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解中小企业之困，反而可能因为中小企业银行的成立，其他的金融机构则可以理直气壮的不再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致使中小企业的信贷环境更为恶化，这种制度“悖论”已经早已被制度经济学所证明，并被张五常等人在很多场合作为“制度失灵”的范例而采用，目前已经不得不转型的国家开发银行，名存实亡的农业发展银行，不都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类似“制度失败”的经典案例了吗？其实，只要稍微运用一下简单的数学思维，在金融资源被四大行、数百家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基本垄断的情况下，究竟是一个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值得信赖，还是通过克服制度失灵，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让中小企业从这些已经存在的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更可行，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退一步讲，即使成立一个这样的银行，需要在全国成立多少家分支机构，豢养多少工作人员，需要国家投入多少的资金，才能服务于全国上百万家的中小企业啊。而且，这样的一个“专门”机构，因为“垄断”了中小企业的贷款权，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新的寻租势必形成，中小企业不但解不了融资之困，反而新增“寻租”之痛，弄不好，又成为新的金融腐败的温床。考虑到中国政策性银行的一贯生命轨迹，不出几年，中小企业银行恐怕又成为坏账累累的金融机构，等待国家输血来救，自顾不暇，还能解救中小企业融资之困？
    正因为如此，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鲜有成立所谓“专门”的信贷机构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世界性难题。有人说，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有专门的银行为其服务，可是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大财团大企业垄断的国度，其中小企业很少有发展的好的。信用链条而言，中小企业信贷之难的关键在于其信用不足，从银行信用的角度而言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需要政府以自己的信用来代替商业信用，为其提供担保，无论是上个世纪的美国，还是欧洲，都莫不如此。美国专门负责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中小企业管理局成功的履行了这种信用担保职责，其担保损失又政府承担，国会每年拨付预算。据该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中小企业管理局用2700万美元的担保，在公开市场得到了23亿美元的贷款。政府每投入1美元，预计损失8美分。这就是政府的全部风险。美国在中小企业担保方面无疑是很成功的。与其建立专门的银行，损失全部的本金，让中小企业银行最终沦落为一个真正的“坏账”银行，不如学习美国政府，完善担保机构，承担“有限”的担保责任。
    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融资之困的制度根源，还在于政府将宏观调控的“成本”完全转嫁于企业。宏观调控本身是一个“公共产品”，其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但中国的各级政府不仅仅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且还是交易的一方，具有自身的利益。房价调控为什么屡屡失灵，因为有政府的利益存在。在经济基本面逆转，通胀加剧的情况下，政府为什么只是实行单一的从紧货币政策，而不是同时采用减税、扩大财政支出等财政政策，因为只有从紧的货币政策不需要政府承担成本，其他政府都需要政府承担很大的成本。政府的“自私”，一方面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公信力，使企业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我们一方面看到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另一方面，却是国家税收比上半年同期猛增30%多，这和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税收政策完全是相悖的，可能造成企业的大量倒闭和经济的衰退，最终导致政府税源的锐减。
    因此，就中国当前的语境而言，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之困，并不在于去成立专门的银行，成立这样的银行蕴含着很大的制度和腐败风险。而应该在完善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放松中小企业股权融资的相关政策，拓宽其股权融资的通道，鼓励养老、保险等公共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进入中小企业。特别要加快因奥运而暂停的创业板的建设，给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一个属于自己的融资平台，让资本市场不再成为大企业圈钱的“专利”。同时，考虑到从紧的货币政策刚显成效，千万不能轻易放松信贷政策。特别是对大企业和大的投资项目。不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放松信贷，中小企业仍然得不到贷款。就财政政策而言，尽管经历了雪灾，经历大震灾，但中央政府的财政之好是历届政府少见的，我们有足够的财力去实施减税政策。“扫起落叶好过冬”，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通过减免税，让企业休养生息，熬过全球经济的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