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央行再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达到17.5%的历史高位。可以看到，自2003年开始调控经济过热以来，法定准备金率共上调了18次，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常规手段，在实践中，其优点和缺点也更加突出。

　　作为优点来讲，准备金率政策是央行完全拥有自主权的，调节起来很容易，而且对货币供应量作用迅速，并且能够影响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而作为缺点来看，主要是现有制度本身存在的不足，弱化了准备金率政策的货币紧缩功能。
　　一方面，我国的准备金制度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法定准备金无法用于日常清算结算，因此，商业银行必须保持一定的超额准备金。在此背景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例如，假设法定准备金率是16%，超额准备金率为2%，在极端情况下，提高0.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可能选择超额存款准备金从2％降低到1.5％，不会改变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总比例，也就对银行信贷规模和流动性影响有限，所以我们常看到的、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冻结”资金，也只是理论上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国对准备金都支付利息，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89%，超额准备金利率为0.99%。这样，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实际上有利于吸存成本低的大银行，打击了许多中小银行。不仅降低了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的“切肤之痛”，而且不利于了银行业务发展模式的转变。
　　另外，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脱媒的加剧，使更多的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这也使准备金率政策对流动性的作用不断降低。事实上，2007年以来频繁上调法定准备金率，既表明政策有效性在弱化，也说明市场对政策也已接近“麻木”状态。
　　那么，在过去，既然准备率政策作用有限，为什么还要经常使用呢？在更大程度上，央行还是要发挥其“符号”作用，表明从紧的货币政策姿态。本次上调法定准备金率，表明上是针对目前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压力，以及投资反弹的压力，在更深层次上，则是为了表明央行继续反通胀的决心，表达从紧货币政策的姿态，以稳定社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我们看到，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中的物价上涨压力并未得到缓解，而且由于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冲击，甚至通胀压力有所增强。同时，由于多次灾害事件的影响，多数公众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不断松动，这在客观上会强化通胀预期，不利于宏观调控的持续性。事实上，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与以前有所不同，选择在新的CPI数据公布之前出手，更表达了央行对通胀预期失控的担忧。
　　然而，要注意到的是，到今年4月底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已降至1.77%，为2005年以来的低点，这表明法定准备金率作为“符号”政策的空间已经缩小。如果进一步挤压超额准备金，导致超额准备金部分被完全“吸收”，那么其“双刃剑”作用就开始显现。而对央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把对冲成本向银行转嫁的意图，银行的态度也会从暧昧甚至欢迎，逐渐转向反对，这也是西方国家不敢轻易动准备金率的原因。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个百分点，比此前的幅度都要高，可能表明5月份新的经济运行数据不容乐观。但是，由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影响市场流动性，而流动性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相关关系，考虑到当前通胀压力继续增加，而经济过热的状况却已经缓解，因此必须关注大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还有，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实行了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这也体现出央行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
　　应该说，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产生，更多是基于供给面和实体经济的原因，对基于总需求调控的货币政策，不能抱有太大的期望。同时，在热钱涌入、经济下滑等问题的纠缠下，利率、信贷控制等政策也难以运用。对此，在强化财政等其他政策的反通胀职责同时，一方面通过完善准备金制度来增强实际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外汇储备职能从央行的脱钩等，才能使利率等工具逐渐取代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非常规政策手段，而成为体现货币政策职能的主体。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