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当铺李”，位于北京东直门北小街内的门楼胡同3号、5号，原为李姓人开设的当铺。其门上部有一碉堡状砖砌方楼，为瞭望台，上有六孔，可以瞭望、守卫。因形似炮台，又属李氏，故俗称炮台李。现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

我国典当业诞生于晨钟暮鼓的寺院。刘昱莲/绘

　　提要：我国典当业从南朝起步，经唐宋明清到近代，在1500余年的岁月里，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辉煌、衰败和复苏的历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昔日的典当业突破尘封又重新出现，成为市场经济中一个新亮点。这使得我们不能不去追寻它以往的足迹，为今日典当业的健康发展总结其历史的经验。

　　古代典当业源头不是西周或春秋战国，东汉也只是萌芽阶段。
　　关于我国典当业的起源，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英国1988年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中国的典当业在两三千年前就已出现。《美国百科全书》也说，中国的典当业可追溯到西周前后。美国典当协会发布的资料认为典当业至少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古代中国。西方国家之所以认为中国的典当业发源于西周，原来是把《周礼·地官》中的“质人”误解为典当业的“以物质钱”了。
　　在国内，学术界也见仁见智，有些人主张我国典当业始于汉代，另一种观点认为典当业发源于南朝，这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而且也是有史可证的。那么，典当业产生于南朝并不是一件突然而然的事，必定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些蛛丝马迹就存留在东汉。《后汉书》卷73《刘虞传》记载：公孙瓒奉命讨伐乌桓，受幽州刺史刘虞节度，在一次战斗中，刘虞把朝廷赏赐之物“典当胡夷”，被公孙瓒夺回。但“典当”一词出现在后世，不可能在后汉就已经使用。写《后汉书》的范晔是南朝时期的人，他是否用当时的词语表述东汉的事情，但仔细查询南朝也没有“典当”一词，而普遍称典当为“质”。据此有些人认为东汉出现典当业不可信，但也不敢就此断言，因为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将“赘”解释为“以物质钱”，如果当时没有类似后世典当的事情发生，他也不会作出这样的解释。另外，《西京杂记》中有“以衣裘贳酒”的记载，即用衣服为抵押，赊账买酒，属于私人之间的一种抵押行为。这些蛛丝马迹，既不能否定东汉有典当行为，也不足以断定中国的典当业发源于东汉。因为东汉即使有此类事情也属个别现象，没有普遍意义，况且当时也没有典当机构，没法称为典当业。
　　由此可知，我国典当业的源头不是西周，也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东汉时期也只能说是古代典当业的萌芽阶段。

史料记载，典当业之源，最
早出现在南朝寺院，当时称“寺库”。

　　三国两晋之后，我国历史出现了南朝和北朝，黄河以北是北朝，长江以南为南朝，南朝由宋、齐、梁、陈四个小朝代依次更替，历时169年(公元420—589年)。这一时期，北方战乱不止，南方相对安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为典当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不过，出乎意外的是，我国典当业诞生在晨钟暮鼓的寺院。南齐时，驸马都尉褚渊，官至司徒，深得齐高祖的厚爱，赐给他白色貂皮坐褥、发巾、犀角梳子和外国进贡的犀牛坐骑。褚渊一生清廉，爱接济百姓，家无余财，就将这些赐品质于招提寺。褚渊死后，其弟褚澄，用11000钱将其赎回。南梁时，称著乡里的甄彬，曾经用一束苎麻到长沙寺库当钱，赎回时发现苎麻中夹有五两金子，以布巾包裹，他立刻归还寺库。寺库感激不尽，以一半送给甄彬，作为酬金，往复十余次，甄彬坚决不受，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梁朝新野人庾诜，性格爽朗，爱好林泉，不治产业，乐以助人。邻人被诬陷为盗贼，官府下令罚款，他为之怜悯，用书质钱二万，令门人称为其亲，代之缴纳。这些记载都说明南朝寺院经营典当业的事实。
　　南朝有典当业，而且金银、衣饰、麻，甚至牲畜和土地皆可为抵押品。那么，在北朝是否有典当业出现，以前没有人提及，想必也是有的。如北魏太和时，姚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后来去赎遭到僧侣的陷害。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北朝的典当业显然没有南朝多。
　　唯寺院经营典当业是南北朝时期所独有的，也是这一时期典当业的一个鲜明特点。所以，清代吕种玉早已断言，作库质钱取利，“唐以前唯僧寺为之”。
　　不知是巧合还是规律，西方国家的典当业也是发迹于宗教界。欧洲经营典当业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巴比伦寺院。纪元前675年，意大利的寺院金库在埃西利亚经营存款和放款。平民金融机关的典当，1198年初创于意大利的僧侣中。
　　典当业为什么首先产生在寺院？这与南朝佛教发达有密切关系。从东晋开始，南方的佛教就很发达，东晋时有寺院1768所，南朝又不断增加，梁朝发展到2846寺，都城南京的寺院就有500余所。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描写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知佛寺的兴盛。寺院不仅占有众多的房舍、土地、佃户，而且拥有大量的金银、货币，寺院为了壮大经济实力最早经营典当。所以史书记载，南朝僧侣们经商赢利，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南朝寺院经济力量雄厚，是僧侣放债的基础，而百姓因战争日益贫穷，当钱度日成为生活的需要，于是典当业就在“普渡众生”的寺院里悄然而生。

从隋唐五代起，典当业从寺院
走进寻常百姓，这是唐代典当业的一个显著特色。

　　这一时期，寺院的僧侣们不仅继续经营着质库，而且社会上的官僚贵族、富商大贾也开始经营典当业，唐代以来出现了寺库质贷与社会典当相互并存和竞相逐利的局面。
　　唐代经营典当业的有好多部门：一是“质库”。质库是专门经营典当业的，将物送于质库，换钱以归，在约定的期限内，付息还本，取回原物，否则物归质库所有。二是“柜坊”。柜坊本来是专门为商人和官僚储存钱物的店铺，官僚富商为了安全和避免搬运的麻烦，常常将钱物存于柜坊保管，柜坊根据存放者所出凭证代其支付，收取一定的柜费，是中国历史上银行的开端。柜坊为了牟取厚利，常常以质库、质举和举贷等方式兼营典当业，甚至从蹴柜逐渐转化为典当业，故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对此，著名史学家胡三省解释说：“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从胡氏的解释看，蹴柜与当铺已没有什么区分了。三是“寄附铺”。寄附铺本来是受托寄卖物品的商铺，在利润的驱逐下，也开始兼营典当业，甚至把质贷业作为了主业。所以时人常把寄附铺称为质铺，或者直称质库。另外还有“质舍”等经营典当业的形式。
　　从经营主体来看，唐代首当其冲的是富商大贾。当时扬州有个王四舅的巨富，资本雄厚，但不露面于市，扬州的富商大贾，要开质库和酒楼，只要得王四舅一字，就畅通无阻。这一时期，官僚贵族开质库的非常多，如显著一时的太平公主，质库数年征收不尽。各地军界的首领节度使、观察使也纷纷列置当铺，以食利息。如五代的节度使慕容彦超据守兖州，开了一个质库，有个人拿了一些外表用银包裹的铁块即“铁胎银”前来质钱。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上当受骗，于是计上心来，扬言质库失盗，让人们纷纷赎回抵押品，从中发现了那个骗子。除了私人开办的典当业以外，还有政府机关开办的典当业，如后唐时京城汴州城内就有不少“公私质库”。由于贵族、官僚开办的质库太多，受到皇帝的指责，唐武宗在赦文中也说到：“朝列衣冠，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但在利益面前，皇帝的诏令也显得苍白无力。
　　唐代典当业已达到了普遍的程度，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唐代名妓霍小玉，与进士李益一见钟情，李益为官后负盟弃玉。霍小玉资用屡空，常常令侍婢将服玩之物，货卖与西市寄附铺。另外一个名媛李娃，为了与郎拜佛祈求孕嗣，乃质衣于肆，以备贡物。杜甫的《曲江》诗中写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吕岩在《七言》诗中说：“一领布裘权且当，九天回日即归还。”白居易也有典当内容的诗作：“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甚至封建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时候也盯上了典当业，唐德宗时，向蹴柜借取质钱，四分取一，得二百万。
　　唐代的典当业走向市井，并非寺院就不经营典当业了，而是比南北朝更加兴旺。有的寺院收当家资牛畜，还有的收押不动产。由于寺院牟利无厌，致使皇帝不得不下诏书，禁止寺库广占求利，侵夺疲人。
　　从上可知，唐代典当业发展的特点：一是打破了唐代以前由寺库独家垄断典当的局面，形成了官、民、商、寺多头并举、竞相逐利的发展势态。这是唐代典当业最大的一个特色。二是形式多样，百花齐放。在经营形式上，有专门经营典当业的，也有兼营的；在抵押物品上，有的以动产或不动产为抵押，也有以契据为抵押；在资本来源上，有的借用他业的资财流通，有的是官僚贵族投资，有的是富商大贾的余资，还有的是政府机构的官本。三是当户不拘一格。有市民、农民、商人、村妇等各色人等，不仅有穷人，而且也有富人和官吏。四是典当业与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密切，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唐代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国家不仅改变了秦汉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而且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条件。因此，唐代的富商大贾十分活跃。当时的扬州，“富商大贾，动逾百数”。大商贾的财产和资本不可胜计，如江陵的郭七郎，长安的王酒胡，都是一方首富。他们常常捐资为国家搞修建，王酒胡曾出资三十万贯修京师朱雀门。后来又要重修安国寺，安国寺有钟楼，皇帝命撞一下出一千钱，王酒胡连撞一百下，往寺里运钱十万贯。因其富有，皇帝也敬他几分，唐僖宗在寺中与其同食斋饭，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商业的发达是唐代典当业发展的基础。
　　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典当业走下佛台，深入市井，从局部发展到全社会，成为封建社会典当业的产生和发展期。特别是唐代典当业的迅速发展，为宋元典当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是中国典当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