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招商银行博士后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他是为数不多的在金融领域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中青年经济学家, 他熟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实务和投资银行运作，他一直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和现实发展趋势进行跟踪研究，他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金融领域的主讲专家。
    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正在香港从事研究工作。
    “这是我第二次在香港工作，也是第二次亲历国际金融危机”，巴曙松说，“上一次在香港工作，正好亲历了亚洲金融危机，这是非常难得的观察和思考的机会。”
    “香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她首先是中国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又因为历史原因，与内地市场有不同的运作规则。这种工作实践，使得我们可以在香港回望国内市场，以第一线参与者的身份把握国际市场的脉动”。

金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提供大量有价值研究课题

    金融市场的运作与决策，操作性现实性非常强，我自己在业务部门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些专家洋洋万言但是不得要领，一听就是没有市场阅历者，而一些市场人士有好的市场感觉、好市场经验，但是往往缺乏严密的检验。金融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这种差距，给我们这些从实际部门转向研究部门工作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他是为数不多的在金融领域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目前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之前在中国银行总行的不同部门和海内外分行都有过工作经历，熟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实务和投资银行运作。所以其在货币政策、金融市场运行及监管、金融机构经营及风险管理、国际金融监管规则这些领域中，他一直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和现实发展趋势进行跟踪研究，他这些紧贴市场发展和变化的研究理论，对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影响不小。”
    2008年12月，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位中国商业观察家”，推选出巴曙松、樊纲、冯仑、胡舒立、林毅夫、柳传志、吴敬琏、张维迎等20位专业人士。在对巴曙松的入选理由中，他们做出了上述评价。
    不仅仅关注经济金融运作实践，更以不同身份参与到这种金融市场实践以求更为深入、简洁的理解，是巴曙松一直以来的研究焦点。
    为了积累一线的金融市场经验，巴曙松研究员先后担任过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等职务，还先后担任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兼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徽商银行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委员，在香港市场上，他也曾经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等的工作经历。同时，他还曾经担任平安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宁波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把这些工作视作自己联系第一线市场运作的纽带，也把这些机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金融市场的运作与决策，操作性现实性非常强，我自己在业务部门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些专家洋洋万言但是不得要领，一听就是没有市场阅历者，而一些市场人士有好的市场感觉、好市场经验，但是往往缺乏严密的检验。金融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这种差距，给我们这些从实际部门转向研究部门工作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也许正是这种对现实金融问题的深刻观察和持续研究，才使得他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金融领域的主讲专家。
    巴曙松研究员2009年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著《对话金融市场波动》，在这本书的封底，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先生这样推荐：
    “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存在，从功能上看是因为其具有风险管理的专业优势，而这种风险管理能力往往只有在金融动荡中才可以得到检验、改进和提升。”巴曙松研究员一直跟踪研究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在担任兴业银行独立董事期间，积极参与兴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与完善，我们经常一起讨论与分享对金融市场的看法，因此我十分乐意看到他的新著出版并向读者推荐。

对市场的理性把握 要区分“野史”和“正史”

    在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上，否认金融的国家利益当然失之于天真，但是，各种娱乐性的经济金融野史流行，以“水煮三国”代替“三国志”，只会使读者和决策者形成对国际市场的扭曲看法和观点。要理性把握国际市场，在享受阅读野史的娱乐时，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们阅读的只是野史。
    经过四年左右的努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中文本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名著的翻译组织者，就是巴曙松研究员。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说：对于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从货币理论上分析得最为透彻的经典著作应首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因此，在这次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海啸”发生之时，读者可以从这本书的分析脉络中找到指导当前美联储和全球央行应对之策理论的蛛丝马迹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对于正在反思美国金融危机的中国金融界来说，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正当其时。中国的金融改革，一直在事实上以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为参照，而目前这个参照系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必然会促使中国金融界的深刻反思。
    巴曙松研究员介绍说：“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从经济学流派看，无非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从美国的情况看，无论是美国的上一任财长保尔森，还是新任总统奥巴马及其财经团队，都一直强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政府投资，是较为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对策。中国经济界实际上对凯恩斯主义是比较熟悉的，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的种种对策，就可以看到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子，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很早国内就有翻译。但是，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的货币主义的代表著作，特别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等的研究，系统研究的并不多，标志性的事情是连弗里德曼的代表作《美国货币史》都一直没有翻译为中文，只有一些片段的翻译。这就是我们在当前推出这本译著的目的所在”
    巴曙松研究员说，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让全球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中国的市场参与者同样越来越需要关注和理解全球经济走向；在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上，否认金融的国家利益当然失之于天真，但是，各种娱乐性的经济金融野史流行，以“水煮三国”代替“三国志”，只会使读者和决策者形成对国际市场的扭曲看法和观点。要理性把握国际市场，在享受阅读野史的娱乐时，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们阅读的只是野史，对市场的理性把握更需要有正史的分析，以史为鉴，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金融业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是中国参与全球化都必须面对和冷静把握的，美国自身走过的种种市场试错的历程，勿庸置疑对中国政策走向、企业决策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巴曙松研究员亲历了香港经济的起伏，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１９９７年之后曾出现了高达６５％至７０％的回落，股票市场大幅波动。这一次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成为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巴曙松研究员又在香港，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
    在观察和思考香港市场的过程中，巴曙松研究员看到不少内地投资者和企业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不熟悉，经历了不少的波折，为此，在相关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他具体组织了20多家在香港的金融机构从事一线业务的专业人士，从投融资等不同的侧面，系统分析和研究香港金融市场，洋洋近百万字的《香港证券市场全透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郭莉副主任担任主编）已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就是这个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巴曙松研究员担任副主编。中国证监会尚福林主席和香港证监会方正主席在序言中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本书内容覆盖了香港证券市场的基本特点、监管制度、上市公司、投资产品、投资者构成、证券公司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第一部由香港的第一线参与金融市场运作的专业人士起草的中文专著。
    巴曙松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内地企业开始到港上市。在内地和香港有关部门对内地企业到港上市的监管合作框架作出安排后，1993年7月，青岛啤酒成为第一家到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当时，国家先后批准五批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已完成境外上市的48家企业除两家外，均在香港上市。此外，有几十家内地企业到香港间接上市。内地企业到港上市大大提升了香港证券市场的国际影响力。熟练运用香港市场，是中国企业熟悉国际规则的重要起步。”

本土金融市场不发达是“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

    华尔街有句笑话，中小企业融资靠“4F”，即Family、Friend、Fool、Fund，其中真正导致中小企业在不同国家处境不一样的是第四个：Fund，即各种形式的金融产品的多元化支持。
    当记者问道：“您对我国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公司债发行以及融资融券试点艰难迈步，有什么看法？”
    巴曙松说：“公司债券的发展可以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供企业选择，增强企业对于经济波动的应对能力。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这涉及到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
    首先，中国的高外汇储备和比较被动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与本土金融市场不发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储蓄率在50%以上，投资率大概40%-45%，有五个点左右的储蓄流出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等式是：储蓄-投资=经常项目顺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人民宝贵的储蓄以外汇的形式送到遥远的美国市场呢？还是因为中国本土的金融产品的光谱里有一些断点。每一次加息，老百姓会为了0.27个点的利差在银行里排长队，这本身反映了我们提供的产品的可选择性和渠道实在是太小了。从低风险到高风险的不同产品，应形成一个连续的光谱。一个发达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必须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在市场找到它的直接或间接的发展方式，这种服务链条才不是断裂的。中国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外汇储备，和比较被动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与中国的本土金融市场不发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其次，中国此次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原本不是地震的震中，震中应是华尔街，但是从资本市场的冲击程度上看，似乎国内受到的冲击比华尔街还要大。这背后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我们至少在资本市场上所付出的代价，比美国还要大。我们面临的是本土的金融创新远远不足的问题，是在有大量的金融需求和大量的资金供给的时候，如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去满足人们需要的问题，在这个中间可以做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远远不止是银行的存贷业务。我们绝对点说，中国金融业的希望，可能就在于发展除存贷业务之外的其他的产品、业务、工具、机构。中国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的头三年集体亏损。与此对比，现在我国的银行业的盈利，很大程度上相对较高的利差带来的。
    在紧缩时期，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华尔街有句笑话，说中小企业融资靠“4F”，即Family、Friend、Fool、Fund，其中真正导致中小企业在不同国家处境不一样的是第四个：Fund，即各种形式的金融产品的多元化支持。现在我们的债券市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远不发达。在经济扩张时期，金融服务的缺陷，制约作用可能不明显；而经济一旦回落时，大型垄断企业获得的融资渠道多，小企业融资渠道少，它受到的冲击会大得多。所以，往往每次调控，客观上中小企业会承担绝大部分的调控压力。
    大量的金融服务、大量的储蓄不能在本土的金融市场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大规模的“期限错配”。例如，人们总是批评有的金融机构在海外金融市场投资所出现的亏损。但是，站在这些决策者的角度，是有他当时的道理的。中国保险资金的运用，面临一个很大的约束，就是，绝大部分的资金都是30年、50年以上的长期资金，它要做配置，在国内找不到这样的金融资产。所以我们在让反思一些金融机构投资亏损同时，更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一种生产结构、增长方式以及金融结构本身就蕴藏着很大的脆弱性。因为金融工具的不完善、不发达，从而产生大量的期限错配。在银行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负债方的期限越来越短，而资金运用方面，住房抵押贷款、大型基础设施都是三五十年，这是“借短用长”。而在保险公司，面临的问题就是“借长用短”。特别是一些人寿的资金来源，都是三五十年，必须要投资的期限平均大概五点几年。这样使得这些微观的单一的个体都非常脆弱。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本土的、能够满足中国自己的储蓄者和投资者需要的金融市场。
    本土市场不发达的，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期限错配，还有一点就是“货币错配”。因为我们本土市场不发达，导致许多企业到海外上市，培育了大量的优秀的海外投行。实际上中国投行市场的开放程度比全世界很多国家要多得多。像日本等国家在发展时期，都对本土企业在海外上市时都规定必须有一个外国投行带一个本土投行，来培育它的核心竞争力。与此相反，在过去十多年里在香港市场上市的大型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国际上大投行的主战场。它们筹集回来的是美元或港币，要换回人民币，导致我们本来储蓄就多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又得入市干预，买回这些外币，投放大量人民币。此外还有PE。中国并不缺钱，储蓄资金相当丰富，为什么要那么多海外PE呢？就是因为本土的PE市场不发达，它退出机制不发达不通畅，只好到海外去集资，海外退出方便、制度完善。而其结果却加剧了整个中国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有高达两万亿的外币资产，而它的负债方全部是人民币，汇率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人民银行承担的。人民银行的作为其实是很有限的。这些都是由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结构决定的，难以从终端去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