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现为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是该校经济系依贝尔国际经济学教授，他还长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及发展中国家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政策的专业咨询。 　　麦金农在当代金融发展理论方面有卓越贡献，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应用于本国金融改革实践中。此外，他对东亚汇率问题的研究也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思路及路径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范围，一大批经济学家把目光转向了众多欠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创立了一系列关于欠发达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其中，在世界经济界引起轰动并深刻影响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经济学理论，要首推罗纳德·麦金农 (Ronald I. McKinnon) 的金融抑制论。
　　麦金农1935年7月生于加拿大埃德蒙顿，1956年获埃尔伯塔大学文学学士，1961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同年执教于斯坦福大学。1969年，被斯坦福大学授予终身教授，并自1984年担任该系依贝尔国际经济学教授至今。
　　麦金农以敏锐、严谨的治学态度，致力于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探索和研究，著述颇丰，成就斐然。同时，他还是一位应用经济学家，自1965年起就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政策的专业咨询。中国金融改革思路，也有一些巧妙之处得益于他的理论。

缔造当代金融发展理论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发展迟缓？过去，经济学家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资本匮乏”。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实现经济腾飞，要么提高储蓄率，要么引进外资，以加速资本形成。但是，这些理论难以解释实践。麦金农开创性地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仅在于资本的稀缺，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扭曲造成了资本利用效率低下，抑制了经济增长。1973年，他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集中表达了他关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那套独特理论。
　　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割裂”, 即大量的经济单位被互相隔绝，金融市场尤为如此。大量小企业和住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如果它们要投资, 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源融资，必须要有一个时期的内部积累。内部积累是它们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但采取的积累方式不是实物形式,而是一定时期的货币积累,因而货币对于积累（投资）具有“导管”的功能。当积累以货币持有形式进行时，持有人会要求货币不会贬值并有一定的收益，这一收益等于存款的名义利息率同预期通货膨胀之差。
　　麦金农放弃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与投资对象（实质资本）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的假设，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这一收益率越高，人们就越乐于持有货币，此时的货币成为投资的先决条件或渠道，内源融资的资本形成机会也会扩大。但当这一收益率超过了实质资产的收益率时，货币与实质资本之间的“互补”关系就变成了“替代”关系。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就是由于这一收益率太低，甚至是负数。这可能是由于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或两者兼而有之。这种情况被称之为“金融抑制”。金融抑制政策一方面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向借款人提供了补贴，刺激后者对金融资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资源供小于求的局面，国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资源，这损害了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中的功能。
　　怎样消除“金融抑制”？麦金农进而提出了他的“金融深化”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货膨胀使利率反映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水平,使实际利率为正，恢复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一些发展中国家参考该理论来指导本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拉美、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爆发及其恶劣的经济后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深化理论所提倡的金融自由主义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麦金农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次序不当或支持不足，是步入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次序与渐进性问题的研究。1991年，麦金农出版了另一本名著《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控制》，给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顺序。
　　麦金农指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深化必须按照一定的次序。根据麦金农的分析，金融深化的宏观次序应该如下：第一步，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财政控制应该优先于金融自由化。第二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之前应先稳定物价水平。在转型的开始阶段必须以强有力的行动硬化货币与信贷系统，使实际利率为正利率，强制长期负债企业偿还债务，并严格限制信贷流动，直至价格水平稳定，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逐渐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第三步，改革对外贸易和外汇体制。当国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成功后，外汇自由化也存在着步调适当的问题。其具体步骤是先统一所有经常项目的汇率，避免多重汇率，以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率，然后恰当地制定贸易政策，用显性、逐步降低的关税来代替配额制和其他行政干预。只有到了国内借贷能按均衡利率进行，通货膨胀得到明显抑制以致无需贬低汇率时，资本项目的外汇才能自由兑换。麦金农认为，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次序的最后阶段。

破解东亚汇率选择的困境

　　麦金农及其合作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东亚汇率问题，在主要对日元汇率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东亚汇率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当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国际热点问题后，麦金农将其东亚汇率理论应用于中国，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系列主张。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的汇率选择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空前关注。1997年，麦金农的新著《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出版了。一如既往，麦金农凭着对东亚经济体汇率选择约束条件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做出了不同于主流看法的判断。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除日本外的东亚经济采取的都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金融危机期间，除中国外的所有经济体都不得不进行本币贬值以应对冲击。由此，让汇率更有弹性地浮动或盯住货币篮成为外界的主流建议。然而，危机过后的事实却是：这些国家又出现了盯住美元的回归。
　　为何这些国家还不能汲取教训？麦金农通过细致的考察发现，全球美元本位制和东亚经济体（除日本外）存在的害怕浮动现象是导致这种选择的原因。在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除欧元区外），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借贷中起着主要作用，在东亚地区更是如此，存在着世界美元本位。世界美元本位是历史决定的，并且这种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本质的改变。而大部分东亚经济体其国内金融市场是不完善的，缺乏一个有效的远期外汇市场。为方便厌恶风险的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套期保值，抵消远期外汇市场缺失的影响，政府倾向于提供一种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机制：保持短期和中期汇率的稳定。
　　麦金农教授进一步提出了“高储蓄两难”假说，并以此假说分析了东亚汇率困境的根源。麦金农指出，由于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已经成为国际债权国。任何无法以本币对外提供信贷的国际债权国都将出现货币错配问题。一方面，随着美元权益不断累积，私人持有者越来越担心美元资产的货币风险，开始抛售美元资产，购买本币资产，本币因此又面临内部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外国竞争对手不断抱怨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是由于货币的人为低估，指责这种“不公平”的货币操纵行为，本币面临外部升值压力。国外要求本币升值的商业压力越大，国内美元持有者就越是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况下，债权国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允许本币升值，就会引发通货紧缩，经济最终陷入流动性陷阱；如果不让本币升值，国外就会以贸易制裁相威胁。
　　基于现实的选择，谨慎的麦金农给这些深陷“高储蓄两难”的国家开出了一剂药方：完善东亚美元本位，即每个东亚经济体都尽可能地保持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大家同舟共济，任何一国都不应单方面做出汇率固定或浮动的决策。他认为，这剂药方不但会改变东亚经济体经常项目顺差的现状，还能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下滑。
　　针对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麦金农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他认为，在美元本位下，对像中国这样有经常项目盈余的债权国施加重商主义压力，迫使其货币升值，或让汇率更为“灵活”都是错误的。仅仅是对汇率持续且不确定的升值预期就会干扰以工资增长调节生产率增长的自然平衡，从而恶化中国所面临的潜在通缩问题。
　　此外，升值预期还会导致金融市场出现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从而使央行在面对未来实际货币升值所导致的通货紧缩时束手无策。他以日本为例，运用多种分析手段展示了日元在“广场协定“后被迫升值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影响，包括通货膨胀、经济长期停滞等等。他认为，无论是货币升值还是货币升值的威胁性预期,都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萧条,同时无助于解决国际贸易收支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