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力量被削弱，而新兴经济体正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推动力。通过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新兴经济体正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价格体系，也引起全球收入分配的再调整。
　　如何看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为新兴经济体一员的中国，如何在变化中趋利避害？日前，全国高校知名专家学者汇聚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了这些话题。

　　从量变到质变

　　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舞台强弱更迭，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力量被削弱，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日益凸显。
　　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去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由2008年的48%升至51.87%，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复旦大学新兴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庄起善教授说，新兴经济体拥有全球约80%的人口、20%的经济规模和长期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7%，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为1.3%，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则高达5.1%，且出口和内需均高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美林证券的研究表明， 2009年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消费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约1个百分点，而美国仅为0.2个百分点。全球新兴经济体货币财政当局掌握的资金近5万亿美元，其中3万亿美元在“金砖四国”，此外这些经济体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也提供了资金来源。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储蓄率在33.5%，而发达国家只有不到20%。
　　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看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作用正从“量变”转变为“质变”。“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经济比重的增加，还表现为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从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其自身经济增长，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依靠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 2006年至2008年，中美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由0.4%上升到0.5%，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由2%上升到2.5%。”
　　美国《新闻周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也与这个观点不谋而合。文章以德国为例称，最近几个月，德国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行业的强劲反弹，而其全部出口商品中将近一半销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德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间接推动波兰、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许多德国出口商将生产外包到这些国家。
 
　　成长遭遇“新”烦恼

　　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虽然经济增长强劲，但也共同遭遇着成长带来的烦恼。
　　第一，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烦恼。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指出，近几十年来，新兴经济体出口低级产品，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进口及消费这些产品，成为世界经济的分工模式，也造成这次全球经济的失衡。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调整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采取了减少“双赤字”、提高储蓄率等政策，全球经济正走向“再平衡”。这意味着，即使是世界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但由于美国等原来经常账户赤字较大的经济体将大幅减少赤字，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增速也将慢于经济增速。因此，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出口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洪钟教授说，每一次国际经济结构的大调整，都伴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相对地位的变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的问题，新兴经济体如不及时转变，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
　　第二，面临“赶超效应”边际递减的烦恼。新兴经济体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起步时期的经济基数较小且发展空间较大，可通过迅速吸收全球现有知识存量，加速在知识、科技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产生较强的“赶超效应”，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的风险：经济实力强大意味着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经济增长的成本也会进一步加大；出口竞争力越强的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多贸易和政策摩擦；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将会引致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的高技术封锁与限制，一定程度减缓技术进步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第三，面临被不同体制和要素禀赋约束的烦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田春生说，俄罗斯是以高油价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巴西的低储蓄率造成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印度的投资环境差使得各产业难以全面发展，越南面临对外依存度过高与经济增长不稳定的问题，中国存在内需发展不足的问题。这些经济结构上的缺点与新兴经济体的体制和资源禀赋有关，如何克服这些缺点，是决定新兴经济体能否长期高速发展的关键。

　　中国外贸的“蓝海”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给同样是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的外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兴市场内部的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贸易组织估计，从2000年到2008年，新兴市场内部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18%，高于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增长水平； 2008年，新兴市场内部贸易总额达2.8万亿美元，大约占新兴市场全部贸易额的一半；未来十年，新兴的亚洲和中东经济体的需求将占新增石油产量的75%。新兴市场内部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可小觑。汇丰银行估计， 2008年，中国对新兴国家的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达9.5%，远远超过1985年的2%。印度对新兴市场出口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也从1985年的1.5%，提高到了7.3%，巴西则翻了一番，达6.3%。
　　袁志刚教授预计，从全球最终贸易产品需求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份额将会趋于上升，未来我国一般贸易出口的地区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对发达国家出口比重将逐步下降，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比重将上升。
　　我国对巴西、东盟等新兴经济体贸易今年的确是在提速。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与巴西双边贸易总值为263.9亿美元，增长60.3%，巴西一跃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同期，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1364.9亿美元，增长54.7%；对东盟出口增长破45.4%，其值均超过我国上半年外贸增幅。
　　与会专家认为，从基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流向看，全球生产分工格局中有可能形成更为精细的生产体系，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原来中国是接受欧美日韩等跨国公司投资、在国内从事加工贸易生产，位于‘雁行’模式中的低端，但现在转向‘雁行’模式中高端，即中国将对其他新兴经济体投资、在其他新兴经济体从事加工贸易生产。相应的贸易流向也会由从发达国家进口上游产品、向新兴经济体出口最终产品的流向，向对其他新兴经济体出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流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