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资源将可能更多地流向新兴经济体，全球消费力量也正开始从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欧美过度消费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也意味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出口投资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新兴经济体应高度重视发展模式转变问题。

    ●新兴经济体如不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从而对制度变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提出了要求。

    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举办了以“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为主题的第6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德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3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专家重点就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方式转型与变革展开深入研讨。

    一、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牵动世界经济全局

    与会专家认为，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在拉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巨大。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将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新兴经济体在反危机中贡献突出，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有专家指出，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已将近全球的30%。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不俗。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9%，今年“保八”可期。据预计，今明两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5.4%和6.4%，新兴经济体为1.7%和5.1%，均远胜于发达经济体-3.4%和1.3%的预期增长率。2008年“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预计今年中、印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50%。
    “金砖四国”整体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以来第一次非西方国家的整体崛起。有专家认为“金砖四国”的整体崛起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非常突出：在整个西方国家负增长的情况下，“金砖四国”平均增长约4%，从而使全世界危机的程度大大减轻。有专家预测，到2050年“金砖四国”的总量要超过现在的G7总量，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新兴经济体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有专家指出，近几十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逐渐地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话语权，增加了国际博弈中议价的分量。例如，2008年年底的G20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会议，都清晰地预示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包含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0个国家已经正式取代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8国集团，成为今后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并由此形成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框架。在这次匹兹堡峰会上，发达经济体已经同意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把至少3%的世界银行投票权转移给新兴经济体，并承诺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态势明显。有专家表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明年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56%，未来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全球经济资源将可能更多地流向新兴经济体，全球消费力量也正开始从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二、在欧美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转变发展模式难题

    与会专家认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欧美市场萎缩成为定局。欧美过度消费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也意味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出口投资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
    新兴经济体应高度重视发展模式转变问题。有专家提出，目前“去杠杆化”还在进行，但已趋于稳定，世界经济进入“可预见的衰退”。以美国为例，私人部门储蓄率已由2年前的负值上升为7%，按此上升势头，明年将达到8%以上。而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消费将减少600至800亿美元。这将打破原有国际经济循环，由此加大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的紧迫性。有专家指出，每一次国际经济结构的大调整，都会伴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相对地位的巨大变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曾经暴露了“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的问题，新兴经济体如不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
    各新兴经济体发展都面临各自的结构性缺陷。来自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专家都从不同的侧面讨论本国发展模式中的问题。
    ——俄罗斯：以高油价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专家指出，近年来俄罗斯GDP指标之所以能提高，是建立在高油价的基础上。如果石油价格达到每桶70美元以上财政就盈余，70美元以下就亏损。这就导致俄罗斯在能源上有很大的话语权，而在其它方面的话语权就不大。
    ——巴西：低储蓄率造成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专家指出，2009年巴西经济恢复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耐用品的消费、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存款储备金的减少。但是，需要清楚地看到，虽然巴西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相对好一些，尤其是资源和能源相当丰富，但开采受到诸多限制。而且，巴西的储蓄率比较低，投资能力比较弱，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
    ——印度：投资环境差使得各产业难以全面发展。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当落后，且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这使得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相当困难。同时，原本竞争力较强的整个印度软件外包业，在金融危机下受到严重打击，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无法扮演主角。由此，下一步印度需要重点优化投资环境，大力发展制造业。
    ——越南：对外依存度过高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专家指出，越南经济的60%都依赖出口和外国投资。虽然危机中政府政策由控制通货膨胀迅速调整为防止经济下滑，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持续增长仍然面临困境，比如，越南97%的企业是小企业，农业人口占较大比重。
    不转变发展模式，新兴经济体很难取得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有专家认为，无论是2008年10月的华盛顿峰会，还是2009年10月的20国集团会议，还是其间的两次G8会议、约翰内斯堡会议，以及无数次的部长级会议、气候会议、核能会议、流行病会议等等，都是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会议。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召开这么多高层会议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的最好例证。G20中的“金砖四国”作为新增加的主体，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案，包括货币方案、气候方案等等，但是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实现的。这就暴露出“金砖四国”虽然上了舞台，但还没有担任主角能力的现实困境。

    三、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调整

    与会专家认为，从外部看，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面临外需不振、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挑战；从各国内部看，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普遍需要解决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有专家指出，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是实现外需与内需的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应当在坚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需市场的拓展上。与此同时，还要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理顺政府与私人部门在投资和消费领域的关系。有专家强调，新兴经济体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既要在发展中促进虚拟经济创新，又要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二是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既要大力发展以新能源、环保、信息生物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更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形成符合自身资源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既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又要重视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国内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既要不断完善国内市场，营造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秩序，又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充分利用G20、APEC、亚欧会议等对话机制，改变世界经济秩序。
    新兴经济体普遍需要注重社会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有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常常导致政策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危机反映了调整经济结构的紧迫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又必须关注就业和经济增长，使得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只好往后推。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城乡、区域、行业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仍然较低的条件下，扩大内需的战略就难以持续。有专家提出“重建社会”的重要性，要扩大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改善底层生存形态，促进不同阶层的互惠互生空间和拓宽社会生存的渠道。有专家建议，新兴经济体要以提高居民消费率为目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采取优先投资于人的战略，促进人力资源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任务。有专家指出，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共同需要。2006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排第一位，俄罗斯排第三位，印度排第四位，几个新兴经济体的大国均居世界前列。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就是要走出一条以低碳为基础，注重科技创新，不断提高能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制度变革

    与会专家认为，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刺激政策来应对内外需求的变化，从中长期看，关键是改变创新的软肋，坚持积极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并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在内的综合改革。有专家认为，在这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迅速做出了政策调整，普遍采取了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取得积极成效，但也暴露出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确定性。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从而对制度变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提出了要求。此外，有专家认为，单纯的财政货币政策指标不治本，应当在多个领域全方位建立发展模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在经济领域，应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领域，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政治领域，建立合理的权利结构，改善民主政治与公共治理机制；在生态环境领域，要重点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为低碳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文化领域，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促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文明的融合，建立开放兼容的文化体制。
    尤其注重解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有专家指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治理危机很大程度反映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处理不好上。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在拉动经济增长上仍然具有强大的作用，这既是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也是结构性缺陷产生的根源。有专家提出，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产权的界定者和服务的提供者，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对经济社会干预过多。有专家提出，要通过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实现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公正的双线均衡，要改变强政府弱社会、强国弱民、强权力弱资本的公共治理结构。
    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有专家提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高难度的金融创新上的失手，不代表其融入全球经济的常规动作完成得不好，新兴经济体应当学习其成功经验，并积极寻求合作，实现“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有专家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证，德国的社会和生态市场经济模式，兼顾了市场、社会、生态等多重目标，是一种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模式，值得新兴经济体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