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日两国GDP增长率在2009年的巨大差异，中日两国经济地位在不久的将来将发生换位，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阵阵焦虑情绪。日本《产经新闻》在1月3日的社论中就说：“1968年，日本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40多年后，日本从这个宝座上掉落下来，而且伴随着少子化带来的人口逐渐减少，日本今后不可能再次出现高速经济增长。”《朝日新闻》在1月1日的社论则称：“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由美国、中国、大欧洲主导的地球新格局已经形成，日本的位置在何处？”《读卖新闻》在题为“2010年领袖们的梦”的报道中也写道：“中国的GDP预料将在这一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这很有可能成为G2时代开幕的预备铃。”同时，该报在1月3日的社论中则激光器为尖锐地提出疑问：“日本经济站在十字路口，是继续衰退，还是转入平稳发展？”
    日本媒体对于中日两国经济地位角色互换的焦虑情绪，除了与日本国民传统的忧患意识、中国崛起对日本国民心理造成冲击有关外，更为主要的，其实应该是日本对大国地位丧失的焦虑与忧心。而这种大国地位的丧失，显然，不仅仅只是经济大国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所迫切希望得到的政治大国地位。在中国崛起，对东亚经济影响力愈发强劲的现实面前，对于日本实践“政治大国化”路线，无疑将造成巨大的冲击。
    在日本国内政治生态日趋保守化的情况之下，日本更为迫切地希望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对于日本而言，将此战略目标实践化的重要保证，就是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政治大国化”路线的提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在取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因此，可以说，日本推行“大国化”的政治目标就是基于其经济强国的地位而进行。
    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影响力，却面临着来自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巨大挑战。面对中国经济的强大崛起，面对中国经济对东亚地区，尤其是对日本此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的东南亚（东盟）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的扩张，日本实践政治大国化的目标，将面临更多难题。在上世纪70~90年代，日本主导的东亚“雁行模式”，曾经很好地引领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日本在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提升，有利于日本借“东亚经济一体化”概念来实践其“政治大国化”目标。然而现在，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地位的换位，中日两国在此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会发生易位和调整，势必将影响日本的目标实践。因此，日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大国”焦虑，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对于日本“大国”焦虑的情绪，日本政府早有认识。对于中日两国经济地位互换，也是早晚都将面对的事情。因此，在鸠山政府诞生不久之时，鸠山首相随即推出“东亚共同体”概念，其用意正在于此。日本政府希望可以借助“东亚共同体”或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模式，来化解中国地位崛起所带来的对日本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冲击，进而保证日本有能力继续实践其“政治大国化”路线。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则加紧加强与亚洲主要国家在经贸上的联系，试图借助日本当下依然强大的经济力量，加速实现其目标。我们可以看到，鸠山首相自执政以来，已经加强了与东南亚（东盟）国家、俄罗斯、印度等国在经贸上的来往。
    去年11月，日本与东盟湄公河区域国家在东京达成《东京宣言》。日本方面承诺在3年内向东南亚湄公河流域5国提供5000亿日圆（约55亿美元）贷款和赠款，并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去年12月，鸠山首相对印度进行访问，提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经贸合作。在访问期间，鸠山首相表示，日本和印度经贸关系加强将使全世界受益。而印度辛格总理则说：“两国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基石’”。
    更加值得指出的是，在去年新加坡的APEC会议举行期间，鸠山首相会晤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时，则明确表示将加强与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合作，尤其是在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上。在此会晤期间，鸠山首相并没有将两国经济合作与日俄间领土争议挂钩，没有坚持日本过去的“政经不分离”原则。由此看出，日本为了实现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关系的目标，在领土问题上作出了相较以往在某种程度上的让步。其欲借此而加快日本实践其政治大国化路线的迫切心情，也就可见一斑了。
    事实上，日本鸠山政府在日美同盟关系调整两国关系“对等化”的步伐加快，也可以视为其为加速实践日本政治大国化目标而进行的。
    总而言之，鸠山首相的外交是为日本政治大国化铺路的；在面临着经济强国地位受到挑战的当下，在日本国内“大国”焦虑情绪日益蔓延的现实情况下，日本政治大国化路线的实施，将有被提速进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