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向新闻界通报说，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绿色证券的指导意见，将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遏制“双高”行业过度扩张。

　　绿色证券是继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之后的第三项环境经济政策。在数度掀起“环保风暴”之后，这一系列环保新政的推出，可以看出环保部门正另辟新途，从制度建设环节寻求减缓生态危机之出路。潘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建立长效制度的风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才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关键。
　　此前，“绿色保险”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一种意见对“绿色保险”盲目看好；另一种意见则怀疑至上，情绪化因素过于浓烈。我以为，这些意见部分代表了公众对各项环保新政的看法，但都把复杂的环保问题简单化了。
　　环境经济政策必须戮力推行，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更重要的是，要以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建立为契机，加快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最终形成一整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社会制度体系。仅仅因为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利益，而使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实施受到阻碍，这种事并不少见。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推行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阻力，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发达国家的环保制度建设，其路线图大致如下：产权环保先行，法制环保紧随，经济政策杠杆相伴，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及公民环境教育相辅相承，从而形成一个成熟有效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眼下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诸如“绿色保险”之类的做法，就制度建设的归属，系经济政策杠杆范畴；同时亦将这类经济政策法制化，以增强政策刚性。这方面，以美国的“污染法律责任保险”最为典型，其污染责任保险作为环境保护法的配套子法规强制施行。
　　关注国内的环保，就会看到，国内环保始于教育引导，然而才是颁行法制，进而借助于经济政策杠杆，至于整个环保制度建设最为关键的基础性步骤——产权环保，恰恰属于最大的薄弱项。这种致命的先天不足，决定着国内环保制度建设直至整个环境生态的改善，注定要比产权制度清晰成熟的国家支付更高的代价。
　　何为产权环保？我只结合国内工业领域的产权现状作个通俗说明：假如重污染企业均为私企，政府环境执法、经济处罚等手段之行使，一定铁面无私、容不得讨价还价。可国内情形正相反，为数众多的重污染企业恰恰系国家或地方的重点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类环保举措在执行过程中难免沦为摆设。
　　应该看到，在复杂的国情条件下，指望某项环保新政解决所有环保难题，并不现实。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的新生事物，这些新政的推出是对环境保护的制度性探索。它们预示着我国将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更多地采用法律、经济等综合手段来保护环境，打破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短期性和不稳定性困局。同时，也昭示着我国以环境经济政策为先导，将环境保护逐步融入各项社会管理体系，最终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社会管理制度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