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题为《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课题报告被各网站转载,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该报告提出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要“从保证实物耕地总量红线转向保证以产量加权的土地当量红线,实现全国范围内土地占补平衡。”报告还认为,应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 所谓“占补平衡”并非新的提法。近些年来,土地管理部门一直强调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但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试想一下,如果可以补,何必还要去占?或许可以解释为占与补的土地位置不同。但以我国目前的土地现状而言,难道真有那么多可以变成耕地的非耕地,等着用于补偿被占用的大量优质耕地吗?两者难道真可以在量与质两个方面都相差无几吗?至于“以产量加权的土地当量”,笔者理解为把所占的绝对面积用可提高的相对产量进行折算。但产量受自然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很不稳定。 笔者以为,虽然当初确定18亿亩耕地红线时已经过详细的测算,但这个数据还包括了部分耕地地块之间或耕地与其他用地之间的路、渠、坡等等,也包括部分已经植树造林但随时可以恢复为耕地的土地。而且我国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各地发展经济的愿望十分迫切,所以实际用于播种粮食作物的耕地或许已经略低于这个数字。如果再不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耕地政策,在地方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各地继续向有限的耕地要效益、要富裕,耕地绝对量的减少将进一步加剧。 这份研究报告还提出转变粮食自给观点。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提法。通常情况下,世界粮食库存低于18%(与消费量相比)安全线的情况几乎是一种常态,世界粮食市场的交易量还不到中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怎么能够满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所产的粮食首先用于解决国内的各种需求。中国一旦发生粮食危机,若等待国际救援或通过国际市场解决问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该报告提出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且改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其实是两个问题。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一样,也必须有一个底线。改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必须从调结构入手。至于何时可以在现行的耕地红线的基础上稍微有所松动呢?笔者认为,几个必要的条件是:中国人口拐点出现,人口数量明显下降,农业生产力特别是集约经营水平明显提高。这些先决条件一天不具备,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就一天也不能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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