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题为《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课题报告被各网站转载，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该报告提出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要“从保证实物耕地总量红线转向保证以产量加权的土地当量红线，实现全国范围内土地占补平衡。”报告还认为，应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
　　所谓“占补平衡”并非新的提法。近些年来，土地管理部门一直强调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但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试想一下，如果可以补，何必还要去占？或许可以解释为占与补的土地位置不同。但以我国目前的土地现状而言，难道真有那么多可以变成耕地的非耕地，等着用于补偿被占用的大量优质耕地吗？两者难道真可以在量与质两个方面都相差无几吗？至于“以产量加权的土地当量”，笔者理解为把所占的绝对面积用可提高的相对产量进行折算。但产量受自然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很不稳定。
　　笔者以为，虽然当初确定18亿亩耕地红线时已经过详细的测算，但这个数据还包括了部分耕地地块之间或耕地与其他用地之间的路、渠、坡等等，也包括部分已经植树造林但随时可以恢复为耕地的土地。而且我国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各地发展经济的愿望十分迫切，所以实际用于播种粮食作物的耕地或许已经略低于这个数字。如果再不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耕地政策，在地方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各地继续向有限的耕地要效益、要富裕，耕地绝对量的减少将进一步加剧。
　　这份研究报告还提出转变粮食自给观点。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提法。通常情况下，世界粮食库存低于18%（与消费量相比）安全线的情况几乎是一种常态，世界粮食市场的交易量还不到中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怎么能够满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所产的粮食首先用于解决国内的各种需求。中国一旦发生粮食危机，若等待国际救援或通过国际市场解决问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该报告提出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且改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其实是两个问题。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一样，也必须有一个底线。改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必须从调结构入手。至于何时可以在现行的耕地红线的基础上稍微有所松动呢？笔者认为，几个必要的条件是：中国人口拐点出现，人口数量明显下降，农业生产力特别是集约经营水平明显提高。这些先决条件一天不具备，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就一天也不能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