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作为一种商品，当它的价格快速上涨因而需要予以调控之时，经济学的原则是，设法抑制对它的需求，同时扩大住房的供给。然而，我国政府的政策却是相反的：抑制住房供给，扩张住房需求，同时限制房屋交易。住房以前靠单位分配，如今则可自由购买，银行还提供贷款。眼见房价在涨，又听说城市住房用地“即将告罄”，于是，历史上被压抑的需求，加上子孙后代的需求，统统要在当前来实现。
“18亿亩红线”是一箭双雕的绝妙之笔，它既迟滞了开发商前进的步伐，又诱发了对住房的哄抢；这是对房价的“精确扶持”（而不是打击），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习惯和行政习惯的一种复归。在计划经济之下，工程师式的“计算”，已经制造了无数商品短缺的悲剧；如今，官员们一面控制土地供应，一面对房价上涨的事实困惑不解，一面谴责这个，怪罪那个。每念及此，笔者就觉得，当前的经济学固然具有严重的弊病，可它的成就是不容否定的；在生动的现实事例中，经济理论分析可以展示它超越于普通大众的远见，它配得上称为一门“科学”。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需要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进行广泛传播。
猛烈的房价上涨，逐渐把社会形势和公众的心理状态逼上了极端。炒房者的疯狂自不待言。许多城市平民家庭在拥有自己住房的同时，背上了巨额债务；这些债务额已经足以让这些家庭在改革开放数十年间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化为乌有。“房价将永远上涨”的观点逐渐流行起来，尚未拥有住房的人陷入了焦虑，年轻人则绝望了。从前做梦都不敢想象的白花花的银子像水一样流入了开发商的口袋。在普遍的紧张和绝望气氛中，开始有人构思各种怪招儿和邪招儿（例如，一些“专家”开始研究建造摩天大楼来种植粮食），公众的情绪开始失去理智。有人一边谴责房价的上涨，一边谴责房地产开发活动。只要一听说哪块地要拿来开发房地产，他们则马上表现出一种厌恶的情绪。这些人的口头语是：“把960万平方公里都拿来开发房地产吧！”他们不知道，他们提出了一个地球人无法完成的任务。18亿亩红线成了焦点。政府官员们忙于用各自的“政绩”来证明这条红线划得多么英明。谁要听说粮价一涨，不管是不是读过书的，都马上跑过去拥抱这条红线，似乎这就是他们的救星。许多人支持“我们不能犯不可改正的错误”这种说法，他们似乎相信，已经变为城区的那些土地，早晚将不得不重新用来种田。许多以动脑筋为业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起哄者的行列。例如，上海某著名经济学家就曾经违背基本原理公开宣称，国企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促进了房价的泡沫化。只要一出现“地王”，立即有一大群作者惊呼“泡沫又要来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应当把地价和房价予以区别对待。
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在保护房地产商，但又在政治上和舆论上谴责他们，这表明公共政策的基本思路已经陷入了混乱。情急之中，一种“共识”开始形成了，这就是除非采取极端手段，否则不足以遏止房价泡沫。由政府自己大规模投资建设廉价房屋的政策就是这样出台的；用文学语言来说，这叫“赤膊上阵”。加上严厉实行限购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降低房价也许是政府的真实意图（之一）吧，只是政府似乎暂时还拿不准用什么方法才好。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之一是，“新国十条”公布不久，住建部即有人出面说明，上述政策只是临时性的。
有人反对过于重视房地产问题，他们认为粮食更重要，房子应该为粮食让路。好吧，那么我们就再来谈谈粮食。很少有人知道，我国的粮价实际上长期显著高于国际市场（两者的差距只是最近几年才有所缩小），为了粮食，城市居民长期承担着较高的、额外的开支。那么，我国的农民是不是因此就沾了光呢？不是的，我国农业生产向来获利微薄，这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为了坚持实行粮食的自给自足，我国的农业被迫长期实行一种“不顾成本，只要产量”的策略，农业生产搞的是人海战术、大投入，千方百计地向土地要果实。然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是比较开放的，整个经济体系是比较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这就导致农民无法控制生产成本的上涨。以小麦为例，有资料表明，我国的每亩生产成本在2007年、2008年分别高出美国163%和129%，并且几乎每个项目（除种子外）都大幅高出美国（李晓俐，《世界农业》2011第十一期）。这表明，在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中，要想维持我国农业生产这块“孤岛”，使之置身于国际分工体系之外，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关于扩大粮食进口，有人仍然质疑国际市场的容纳能力。刘笑然对此作了研究，让我们直接予以引用：“目前，全世界大约有可耕地面积4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约14.2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面积的34%；其中用于粮食生产的约7亿公顷，占已耕地面积的50%。例如，巴西现有耕地1.5亿公顷，尚待开发的可利用耕地达1亿多公顷，淡水资源占世界总量的16%，仅待开发的耕地就等于我国的全部耕地；撒哈拉以南非洲现有耕地1.3亿公顷，实种390万公顷；俄罗斯在耕农田仅占农田总面积的43%，至少有1800万公顷耕地没有得到利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独联体国家也有大量的已开发耕地没有利用。”（《粮油市场报》2011.7.21）
上述情况表明，国际市场完全具有容纳我国新增购买力的空间；如果我们不对之善加利用，则纯属弱智。在经济事务上，喊口号、定指标、表决心都是没有用的。“自给自足”与“18亿亩红线”的思路如出一辙，它们都反映了某些政府部门管理经济的思维是何等脱离当前的经济现实！为今之计，正是我国的农业政策、粮食政策和土地政策彻底改弦更张的时候；与其抱残守缺，强为不可为之事，不如主动求变，走出国门，提早筹划和布局国际粮食市场之大计。这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恢复生态系统的根本之道。大买主可以定规则。如果我们早日改变政策，予以公开宣示，并向国外供应商承诺长期稳定的采购量，必定能够显著地、持久地、深入地影响世界粮食生产格局。
一提到扩大粮食进口，许多人就哆嗦，就犯嘀咕，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外国的粮食质量不够好，而是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这很难让人相信我国经济事实上是当今世界上对外依存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很难相信我国曾经大力推行过“退耕还林”这一勇敢、卓越和富有远见的伟大政策。这说明社会公众还有思想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要问的是：面对外部世界，我们的恐惧感是从哪里来的？究竟是我们不愿意买外国的粮食，还是外国不愿意卖给我们？“外国人要联合起来饿死中国人”，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它是否可能发生？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想象呢？
粮食的确不仅仅是粮食，它将是医治我们的受虐心态的一种手段，是从根本上祛除我们的恐惧、怯懦、自卑、自傲、封闭、猜忌和仇恨心理的一剂良药。这将是中华民族走入国际社会的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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