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欧美日三大发达经济体竞相实施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把行长从白川变成黑田的日本央行，更是使出浑身解数推出了诸如“通胀目标2%”，“在2年内把基础货币量变成现在的2倍”等一系列政策。这很快引发了事实上的货币贬值战争争论，鉴于过往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环境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诸多麻烦，有意见认为人民币也该顺势贬值。不过目前的情况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美国、德国、日本的股市均创新高，对国际资本而言，美欧日的货币政策环境跟2009年的中国具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特别是美国经济在经过漫长等待后，一些结构性因素的改变让其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企业业绩也还正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多是为美国经济复苏购买时间所付出的代价。而在欧洲，ECB提供流动性依然有很强的救火性质，属于应付金融体系危机的范畴。只有日本的情况特殊，把用于解决周期性问题的货币政策拿去对付结构性问题，但最重要的结构改革居然到现在也没有拿出具体方案。
　　而中国的贸易状况在人民币兑美元有序升值的这几年里，并没有出现最初一些人担心的那种雪崩般的剧烈滑坡。在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时机适度促进国内经济的结构变化并非坏事。而日本的出口结构也非常特殊，它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从产业链分工而言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抛开韩国的一部分产业，很多甚至有共存共生而不是竞争关系，所以日元的贬值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在实体经济上带来的影响其实有很多空间去调节。
　　因此日元贬值对于中国而言，更多还是要观察和警惕资本市场上的影响。但我们认为从过往经验而言，只要国内经济环境稳定，不出现大规模通胀或者资产泡沫，人民币对国际游资其实不具备投机价值。反过来如果（无论升值和贬值）人民币汇率走势能形成一种中长期比较稳定的市场预期的话，稳定的货币价值在长远而言会让更多国家接受人民币。
　　海外对持有人民币的诱因相应增加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因为海外经济实体如果是出于对资产价值稳定和结算便利性的动机从而持有人民币的话，他们的行动将拓宽和加深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中国金融体系对抗金融风险的柔韧性也将因此得到强化。
　　在参加博鳌论坛之际，澳大利亚宣布将实现人民币和澳元的直接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前进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然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是个长期的过程，主观上的积极争取也需要客观上具有合适的时机，甚至幸运。就中国当局而言，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固然可以是一种政策选择，但在不必要的阶段，介入汇率能否为本国带来利益最大化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作为货币的守护者，一个国家的央行要坚持不懈的对本国货币对内对外的价值稳定负责。货币价值的稳定是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也是经济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经济发展阶段，汇率作为本国货币对外价值的度量，被大幅度调节到一个符合客观条件的合理区间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长远而言，已经和全球经济深深接轨的中国经济，在汇率形成机制的柔韧性上要下的功夫要远比人为去控制汇率水平更加重要。它涉及到的不仅是金融层面的利益，更会通过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三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对中国而言并非是单纯的坏事一桩，关键是中国自身如何去解读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