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短时期内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奇观，春运是折射当下中国社会独特性与复杂性的一个缩影。
　　春运在表观层面凸显的，是中国交通运力的短缺，深层次原因则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各个层面。循着春运的产生、演进、舒缓与最终解决这一线索，可以透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脉络，以及在新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新驱动力。
　　春运现象的政治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地域非均衡导向之下的政策突围。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的战略布局，改变了1949年后在战备导向之下发展起来的东北与西南等内陆腹地重工业化布局，以面向民生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目标的轻工制造业兴起创造了巨量劳动力需求，东部沿海地区由此逐渐成为劳动流入聚集地。而由于户籍、身份等政策限制，这些异地流入的劳动力主体无法融入当地，遂使人口大面积跨地域流动迁移成为常态。春节是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社会习俗，对中国人来说，辛苦了一年，就盼“过个团聚年”，为此，远方的亲人都要不辞奔波之劳回家，大量“流动”人口会在这一阶段集中迁移。
　　由此，舒缓春运潮压力，成为塑造当今中国产业格局禀赋特征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二十年以来倾全国之力建造的铁路网、公路网，以及连接发达地区大城市集群的高铁，成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头戏，使得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首要力量。立体交通网带来的运力增长以及多方式的出行选择，虽然使得过去多年来极端拥塞的铁路运输瓶颈得以逐年缓解，但从今年众多热门线路预售放票一分钟之内即被“哄抢”一空的局面来看，春节期间的运力依然远远不够，根据大家的切身体验，在那些铁路热门线路，即便在平时也多有站着出行的情况出现，足见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潜力还非常之大，即便在“传统的”投资领域，我们还有相当的空间。
　　铁路“传统领域”投资则还涉及投资效率、技术以及管理能力提升问题，如果有更多中长途铁路客货运输能像京沪、京武、武广那样，更多短途运输能像京津、广深、沪杭那样的密集运输能力，对于长途运输起到分流作用，也将是压力缓解的根本途径之一，这些方面的提升也将给相关行业提供巨大的投资空间。
　　而根本缓解春运之难的解决之道，则在于缩小我国地域与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根本途径之一即是最近决策当局提出的“新城镇化”新思路。以笔者之见，“新城镇化”之“新”，首先在于区别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模式，那种模式下大型城市人口过度集聚，带来交通与居住拥挤、环境与生态恶化等“大城市病”。相对于人口向沿海地区、向发达地区、向中心大城市集中的原有城市化进程，新城镇化是兼顾广大内陆地区、中小城市、新农村建设的全方位的城乡和谐发展、集约发展、均衡发展之路。
　　从经济增长以及产业与资本市场投资机会角度来看，依循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方针，新城镇化建设给出的指导方向可以从以下几个脉络考察与把握：一是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融合与模式塑造过程中的投资机会；二是落后地区的城镇化将会提振传统的建筑建材行业需求；三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土地资产重估带来财富，生活方式改变对区域消费增长带来的相应机会；四是农业劳动减少、农业生产力升级、土地制度改革等促使中国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五是发达地区在后城镇化时代的精细化发展给环保、医疗、城市与城际公共交通等带来投资机遇，等等。这些投资机遇将是未来数年中国拉动经济保持一定速度持续增长的重要一极。
　　新城镇化，同时也涉及经济体制以及全社会范围内的系统性、综合性改革，诸如户籍制度改革赋予公民更自由迁徙等生活选择权利，社会保障由分割到并轨并最终走向全体覆盖，涉及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全面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共富目标，以及教育、医疗、就业与个人发展机遇均衡、多元与公平，等等。而当这些目标成为现实时，消费更大程度上成为经济增长拉动力量的“启动内需”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建立在共富与和谐基础之上的繁荣，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成功的标志。当这些目标得以实现时，劳动者工作之余休闲、探亲、旅游以及学生假期等因素造成的人员流动与迁移，“春运潮”现象预计仍将存在，但那时应该已不存在运力短缺问题，而将更多承载文化、娱乐、休闲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