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执行以来，一些官场新风令人欣慰。但从媒体的曝光来看，诸如公款吃喝现象依然严重，一些公款吃喝甚至变得更为隐蔽。据《新京报》报道，一些地方的公款吃喝转移到了内部餐厅，而甘肃、福建等10余家省级驻京办餐厅，至少3日内的包间和宴会厅都已预订一空，“主要是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和年会”。
　　节俭新风疾吹，一些省级驻京办却成为公款吃喝的“新战场”，这样的场面无疑令人失望。值得警惕的是，被曝光的省级驻京办，处于禁令传达和执行的上游。如果这一级别的权力系统都能视禁令于不顾，那么基层的禁令执行恐会出现更多的变数。“灯下黑”必然引起执行力的迅速递减，中央的规定在不知不觉中被打折扣。
　　尽管一些地方“两会”都表现出了精简的新会风，但公款吃喝的形势依然严峻。不难理解，相较于会风的转变，公款吃喝的治理对官员实际利益触动更直接，且舆论监督在会风的转变上往往体现得更为显著。 因而，公款吃喝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治理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智慧。
　　公款吃喝变隐蔽，证明有“避风头”心理的官员能心存侥幸，说明禁令的刚性还有待加强。但公款吃喝难治又不仅仅是官员的“侥幸心理”使然。曝光的驻京办餐厅中，每个级别的领导所对应的消费水平都被明码标价，说明这已经不仅是偶然现象，而是潜移默化的风气。面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更需明确，公款吃喝只是表象，权力是否被关进笼子，公开财政账务，才能治本。
　　官场浪费和公款消费已表现出生活化、日常化倾向，要狠刹这股不良风气，阻力和涉及面都更大。要取得实质效果和巩固已有成果，只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方能达致良效。事实上，就禁令的落实而言，中央颁布禁令的意义更多在于亮明态度和决心，禁令如何从“上面要求”变成硬约束，尚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用公款送礼、宴请会有怎样的直接后果？乱象被媒体曝光后，是否有相应的惩治对策？这些都有待“禁令”向制度的过渡。总之，需要“顶层态度”，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和制度约束让公款吃喝者付出代价。
　　此外，要增强作风转变的改革协同性。如此次公款吃喝发生在驻京办，那么应该反思，驻京办的管理是否存在漏洞？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国管局应加强省级及经济特区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的党团工作，协助派出地政府抓好廉政建设，必要时会同审计署对省级及经济特区政府驻京办事机构审计情况进行抽查。“必要时”能否改为常态？除省级驻京办之外，其他要求撤除的县级驻京办是否仍在隐藏？
　　公款吃喝之根本在于权力的监督和约束问题。作风之变非一日之功，有针对性和预见性的制度设计，就更显必要。正如人民日报所言，“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制度，改作风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