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之一，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劳埃德·沙普利。
　　沙普利是谁？八卦版的解读是，沙普利是另一位鼎鼎大名的博弈论大师、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纳什的师兄。其实，在博弈论王国里，沙普利地位崇高，是与生于匈牙利的美国籍犹太人数学家冯·诺伊曼（1957年去世）、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建在）并肩的三巨头。学术圈里，甚至称誉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博弈学家的，也不在少数。
　　沙普利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沙普利值”。有学者精辟总结说，它告诉了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如何保证对每个利益主体进行公平分配。“沙普利值”推动了一大批优秀工作，近半个世纪里，一直启发着大量的前沿研究，其中涌现了数十项经典之作，涵盖范围从尖端高深的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变形，到税收模型，甚至是选举和其他政治制度中的实力研究，遍及经济和政治学科的多个关键领域。
　　“沙普利值”之所以重要，与它的两个特点密不可分。一是非常直观。“沙普利值”在许多基本情形中，就直接等价于“预期边际贡献”，而“边际贡献”是含义极其明晰的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这使得“沙普利值”天然地站在了经济学的中心舞台上，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接受。二是在数学上很容易处理，甚至可以在工程上计算机化，这一点是相比其他的博弈论方法在应用上的巨大优势。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极速进化，“沙普利值”的可计算机化，变得越来越价值连城。“沙普利值”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正是另一位得奖者罗斯的主要贡献。罗斯的工作，从领域上看，属于稳定配对、市场设计。这个领域，正是“沙普利值”大显身手的主要领域之一，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了飞机着陆费用和电话收费的成本分配方案的经典研究，其中电话收费的成本分配方案还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得到了实际运行。罗斯超越性的成就在于，他与合作者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计算机技术的威力。从前瞻的角度看，罗斯的工作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经济学工程化的时代。
　　经济学从解释现象到决策应用，从决策应用到工程设计，这个演进方向，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学的附加值，让经济学终于进化到了为真实世界直接创造价值的阶段。在现实世界中，沙普利和罗斯两位获奖者的工作，有着极其宽广的应用频谱。
　　其中一个尖端的创新方向，就是互联网发展的最前沿，即“社交网络”。“为什么社交网站Facebook比Twitter更有价值？”“图片视觉社交网站Pinterest为什么有更高的成长速度？”“如何延长社交游戏的生命周期？”“什么样的社交规则能诱发用户爆炸？”等等问题，都可以从两位获奖者的工作中得到富有洞察力的线索和启发。
　　众所周知，与传统互联网以用户个体需求为价值提供对象不同，新一代社交网络的发展核心是群体级别的行为涌现。这个群体级别的行为是否能够涌现，涌现到何种程度，能否持续和演化，取决于少数几条互动规则的配置，在这些互动规则中，精巧的配对规则又居于核心地位。而两位诺奖获得者的工作，正是关于这个配对规则效应的深度挖掘和价值提炼。这些成果在社交网络中的应用和发展，势将有助于社交网络的进一步创新。
　　回到中国的现实场景，沙、罗二位的工作，对于我们招生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公用事业改革等等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更是大有裨益。以招生制度为例，一个学生填写若干个入学志愿，与不同的招生学校集合之间，正是典型的双向配对问题。我们现行招生制度的主要弊端，就是第二志愿学校对学生的歧视，即，学生如果不能实现被第一志愿高校录取，被第二志愿高校录取的概率几乎为零，甚至被第三志愿高校录取的概率也不高，而落入志愿单末尾的机会却非常之大。这个“一落千丈”的威胁，加强了学生“求稳”的激励，从而减弱了学生价值的最大化。两位诺奖得主的工作，将有助于对这个扭曲的改善。
　　值得着重一提的是，这两位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兼顾了“效率”和“公平”；通俗而言，“沙普利值”正是作为“公平”分配的规则，可用来指导一个公正的“裁判”或“仲裁”。这有利于对“一切市场化”、“市场化最优”这类教条的适当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