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又译夏普利)
阿尔文·罗思(Alvin　E.　Roth)

    瑞典皇家科学院15日给出的答案是，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思(Alvin　E.　Roth)和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又译夏普利)，以表彰他们在匹配稳定领域所作的研究。

　　杰出的经济工程案例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诺尔马克当天中午13时(北京时间19时)在皇家科学院会议厅用瑞典语和英语宣读了获奖者名单。他说，罗思和沙普利因在匹配稳定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方面的研究贡献而获奖。
　　随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佩尔·克鲁塞尔和其他评委介绍了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他们表示，两位获奖者在不同的个体或机构如何使匹配及其可能性方面进行了研究，例如学生必须能够与学校相匹配、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与器官捐献者相匹配等。如何能高效地完成这些匹配？什么样的方法对何种组织最有效？罗思和沙普利的研究成果从匹配稳定理论到市场设计实践(the　theory　of　stable　alloc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market　design)来回答了这些疑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说，沙普利采用合作博弈理论和比较不同匹配的方法进行研究，确保配置的稳定性，并在匹配过程中限制变量的影响，从而保证匹配的双方不会被对方干扰。沙普利和其研究团队的成果展现了一种特定方法的设计如何系统地有益于市场中的一方或另一方。而罗思发现，沙普利的理论能够阐明一些重要市场在实践中的运作机制。通过一系列实验，他发现“稳定”是了解特定市场机制成功的关键因素。此外，他还重新设计了现有的体系以匹配医生和医院、学生和学校、患者和志愿者。这些新的发展都基于沙普利的匹配稳定理论，罗思还就涉及道德限制和特定情况的方面进行了修正。声明还说，尽管两位获奖者独立地进行了各自的研究，但沙普利的基本理论与罗思的实证实验相互结合，产生了一个研究和改善众多市场性能的研究领域。今年的经济学奖实际上授予的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工程案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丽群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配置理论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在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较作出的选择。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两位诺奖得主观察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和启示。
　　选择了罗斯和沙普利，意味着瑞典皇家科学院规避了今年宏观领域的一些热门话题，比如财政政策、紧缩措施和刺激政策。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佩尔·克鲁塞尔向法新社记者表示，对于上述热点，委员会既未热衷也未逃避，只能说今年的评选与金融危机“没有任何联系”。
　　据美联社报道，罗思接受记者连线采访时表示，接到评委会电话时他正在加州熟睡。“我敢肯定，今天早上上课时，我的学生会更加集中注意力”，罗斯说，自己对这个奖项此前没有太多憧憬，但获奖并非不可想象之事，而沙普利获奖应当算是众望所归，自己非常高兴能与沙普利分享这个奖项，也很高兴能在今年12月到斯德哥尔摩领奖。至于如何庆祝，罗斯表示，目前还没有打算。

　　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

　　阿尔文·罗斯生于1951年12月19日，1971年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运筹学学士学位，随后赴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1973年获运筹学硕士学位，一年后获运筹学博士学位。目前，罗斯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任教，他在博弈论、市场设计与实验经济学取得卓越贡献。
　　有报道称，罗斯曾帮助纽约市解决学生们的高中入学问题。一般来说，许多美国孩子都是就近入学，但在纽约之类的大城市中，八年级学生却有着数量惊人的选择。该市共有8万名八年级学生，700所高中，从理论上讲，每位学生都可任选其中的一所学校就读。不过，对于生活在贫民区、邻近学校很糟糕的孩子们来说，选择合适的学校就显得异常重要。在罗斯介入之前，纽约的高中入学匹配系统糟糕透顶，以至于该市有1/3的八年级学生不愿意参与系统匹配。在他人帮助下，罗斯重新设计了该系统，将这一团乱麻简化成了清晰可靠的系统，使学生能按自己的喜欢程度最多填报12个志愿。罗斯设计的新系统投入使用后，学生的参与率从66%跃升至93%。
　　此外，在2003年，罗斯开始负责设计肾脏捐献管理新系统。对于想捐肾给亲人但由于血型不匹配无法实现的案例，该系统可以帮助他们与其他不匹配的捐赠者交换器官。目前，虽然利用这一系统进行肾脏移植的患者还不多，2009年只有不到1000例，但是它的前景仍为许多人所看好。撰写“经济学原理博客”的大卫·沃什认为，罗斯的工作对于器官和病人的有效匹配是“革命性的”，在他之前，根本没有经济学家涉猎于此。“他真的改变了这一切，挽救了很多生命”。
　　对于罗斯投身其中的实验经济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董志勇认为，这门学科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而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同时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董志勇还指出，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

　　合作博弈论的“逆袭”

　　劳埃德·沙普利是杰出的美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目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及经济学名誉退休教师。他对数理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理论做出过杰出贡献。“囚徒困境”的提出者、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塔克曾评价说，在博弈论领域，论重要性，沙普利是仅次于冯·纽曼的研究者。
　　沙普利1923年6月2日生于美国麻省剑桥，父亲是天文学家哈罗·沙普利。1943年，沙普利应征入伍，同年作为美国陆航队中士来到中国成都参加抗战，还曾破解苏联气象密码而获得美军青铜星章一枚。二战结束后，他重返哈佛大学并于1948年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在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工作一年后，他赴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于1953年获得博士学位，在随后的博弈论研究中，他推出了沙普利价值和核心解决概念。毕业后，沙普利在普林斯顿短暂停留后重返兰德公司(1954年至1981年)。自1981年起，他就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一职。
　　博弈论从一开始就分为两个分支，一是非合作博弈，一是合作博弈。事实上，博弈论的早期开创者们，包括纳什、沙普利、哈萨尼、泽尔腾和奥曼等人对非合作与合作博弈均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后来的发展使这两个分支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由于20世纪后期信息经济学的发展，非合作博弈在研究不对称信息情况下市场机制的效率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非合作博弈相对于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与之相应地，在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课程中，非合作博弈是一门主要的必修课。而合作博弈的内容大多不在主要授课计划中。然而，合作博弈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事实上，起源于纳什的谈判博弈和沙普利值的公理化方法，在经济学中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沙普利是同时代的合作博弈论里公认的权威，与沙普利同时获得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博弈论学者阿尔文·罗斯曾在其编辑的《沙普利值》一书的前言里说道：“我有幸常常朝拜性地会见沙普利，我们所有这一代的经济学家都欠沙普利一个智慧的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文举教授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沙普利作为合作博弈的创始人，在纳什的基础上给出了合作博弈的公理化体系即沙普利值，它告诉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如何保证对每个利益主体进行公平分配，主要来度量贡献率。沙普利值方法的出发点是根据每个局中人对联盟的边际贡献分配联盟的总收益，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只有在这种公平的机制下大家才有积极性继续合作下去。
　　沙普利值方法自问世以来发展迅速，并被运用到很多方面，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如费用分摊，损益分摊等。用沙普里值方法较一般方法更能体现合作各方对联盟的贡献，因而更合理、更科学。
　　王文举指出，在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MM定理”，这个定理是在假设信息对称的前提下，企业价值和比例。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包括股东和员工对企业经营情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可以用博弈论的观点和建筑的模型，用负债比例显示企业的负债质量。
　　王文举认为，学习和研究合作博弈和沙普利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分配制度从最开始提出的“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发展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可以看出，我国的分配体制一步步往前推进，但是如何按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是一个大问题？沙普利值就提出了一个好的方法和机制，帮助企业如何根据边际贡献进行分配。

（参与记者：和苗 刘一楠 王龙云 方烨 闫磊 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