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当中，价格与价格形成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价格形成机制是由供需决定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供求关系来找到均衡的价格。除了供求关系，效用最大化的满足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均衡价格受效用最大化的满足度的约束。市场的定价与供求关系和效用最大化的约束都有关联。
左小蕾指出，所谓异化了的市场，是指市场的定价机制被破坏，受资本异化所影响的市场。当今社会存在很多这样的市场，例如外汇市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债务市场等等。
外汇市场中，最典型的是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市场，属于香港的外汇市场之一。过去的外汇市场，外汇交易主要是贸易支付的需要，套利的规模很小。而在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市场中，人民币不存在需求与供给，平仓价差完全用美元交割。这个汇率市场从汇率形成机制的角度来看，已经被异化了，因为在市场中既没有人民币的真实有效需求，也没有人民币的供给，更没有效用最大化的约束，人民币的定价完全是投机的。这个远期市场不可能发现人民币的均衡价格，反而会使得价格更加扭曲。
在外汇市场上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个是日元升值，完全是外汇市场的扭曲造成的。日本遭遇了地震和核危机，政府要发很多的债，所以日元应该是贬值的。但是由于外汇市场的投机，日元不断升值，甚至比1995年升值最高点的汇率都要高，重创了日本经济复苏的步伐。还有一个例子是在2010年11月，因为美国的第二次量化宽松，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导致这些国家资金流动性过剩。最后，巴西、泰国、印尼等国都不得不干预汇率，进行资本管制。
另外在去年11月，世界六大央行在同一天进行了外汇的互换，都是兑美元互换。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欧债危机蔓延，出于避险的需要市场上开始抛欧元买美元，欧洲的银行出现了美元流动性短缺，所以六大央行紧急互换，也可以理解为美联储的再一次量化宽松。
左小蕾认为，通过上述例证可以看出，当前的国际外汇市场实际上已经不是贸易支付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而是一个以投机为主导的市场，它的规模已经大大超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外汇市场产生了异化，导致金融资本、投机资本太多，投资泛滥，无孔不入，给宏观经济带来很大风险。
更严重的是，尽管外汇市场的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默认了这种市场的异化，将其看做投机性市场，这样的规则默认是很危险的。左小蕾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人民币加盟SDR(特别提款权)上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中国要有足够大的贸易规模，第二个是人民币要有足够多的全球流动性规模。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要求人民币参与外汇市场的投机交易，投机交易里面需要多少人民币，中国就要投入多少，中国要大规模地发行货币，增加全球的投机货币。这个条件十分不合理，中国应当投入满足贸易支付需求的人民币流通量，而不是满足投机性市场的需求。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也存在着异化的问题。以石油市场为例，石油市场是一个商品市场，它的定价机制应该是正常的供求关系加上有效最大满足度的约束。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世界石油价格一度涨到每桶147美元，2009年第一季度又跌倒32美元。这样的大起大落是有深刻原因的，根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调查，2008年石油价格上升到147美元，价格上涨的71%是投机行为推动的，2009年第一季度油价最低下降到32美元，81%是投机行为所致。
债务市场同样存在着被异化的部分。政府发债的目的应当是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在欧洲，很多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政府欠债过多，经济却持续多年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这表明，债务市场本来是要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但是它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选票政治的原因，那些欧洲的政治家，出于选举的需要，在选举时常常承诺增加福利，当选了以后要兑现，但是经济没有增长，税收没有增长，只能通过发债的手段来维持财政支出。如今的债务市场变为借新债还旧债、融资兑现承诺的市场。
左小蕾认为，金融自由化是资本和市场异化的推手，金融自由化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正是这种流动，导致金融资本在全球无孔不入，最后才导致资本和市场的异化。所以资本的全球流动不应该成为全球的游戏规则。
左小蕾说，与直接投资资本不同，目前没有理论证明也没有任何结论显示，金融自由化能够带来全球各个国家的多赢，反而金融资本的流动屡屡制造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以投机行为为主的资本市场，二者在本质上有区别。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讲，如果可以证明投机行为为主的市场具备基本市场功能同时不破坏效率和公平，那么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定义这个市场，如果不能证明，那么必须回归到市场经济基本的规则上来。中国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影响力，去改变不合理的规则，还市场经济以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