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中的政策选择与产业发展
2012-04-16   作者:王大刚  来源:证券时报
 
  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2011年末,我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达到51.27%并超过农村人口。中国是近30年来城镇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观察其他国家已有的城镇化经验,将为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未来政策设计以及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从世界经验看,工业化是带动城镇化的动力,工业化的推进使产业结构工业比重上升,农业人口城市聚集。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很早就从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的良性互动解释了经济进步。历史上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工业部门产出规模正相关,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分工深化不同和生产链条延伸造成工农业部门之间发展速度的差异,工业化是早期城镇化的动力。
  美国早期的工业化始于新英格兰的原因就是由于土地造成的分工差异,但之后的1947年到1987年中西部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重由30%下降到22.1%。美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从聚集到分散的过程。交通和新技术尤其是汽车工业发展实际上对城镇化的这种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制造业、服务业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病”问题,这种情况下,美国各级政府采取了推动城市化扩散的公共政策,尤其在交通方面由过去的间接扶持转到大规模介入,出台例如1956年《联邦援助公路法》等等法规措施,到1995年美国拥有的1300万英里的公路与街道已经由高速公路从城市辐射深入了乡村腹地。尽管1980年代,美国城市经历了“再城市化”的复兴,但1990年代之后的分散化即所谓的郊区化或“逆城市化”浪潮势不可挡,最终追求达到城市与郊区间人口与产业布局的均衡。美国这种由聚集到分散的城镇化过程映射了其特定的产业发展路径,从早期的制造业服务业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交通投资,汽车工业以及随着分散带来的商区分散影响的服务业例如零售业等。从早期的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到逐渐发展后城镇化的进程影响到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演变。
  如果从人口流动特征看城镇化英国则更早。英国18世纪下半期出现了劳动力最大规模的流动,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就已经降到总人口的25%。英国城镇化中最明显的是通过法律取消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制约制度因素消除后,大大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和英国的城镇化进程。英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早期政府是不作为的自然进化过程,其间出现了大量耕地占用以及严重的城市化病问题。
  亚洲的日本城镇化发展也是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过程。明治维新前日本城市的人口不足10%,1955年日本城市人口56.1%超过农村。日本1980年城镇化率为76.2%。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城乡差别弱化,2000年日本城镇化水平达到78.5%,速度放缓。日本岛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实质上决定了城镇化的基本特征,城镇化体现了大都市圈现象,这些不完全是按照日本政策的构想形成的,但日本在产业机构调整中也主动提出了产业扶持政策。扶持对象称战略重点产业,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了理论化、系统化的战略重点产业选择标准,即“国际比较需求增长率标准”和“比较技术进步率标”。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期间是城镇化发展最迅速的阶段,人口城镇化水平从1960年的28.3%发展到1985年的74%。到2000年,韩国城镇化水平达到82%。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是同步进行的。韩国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聚现象非常突出。韩国政府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主要依托既有城市来集中布局本国工业。在产业发展方面,韩国在1953-1961 年以恢复经济和发展消费品进口替代工业为中心;1962-1971年以轻纺工业出口导向战略为中心;70年代则推行以重化工业战略为中心;80年代以来以实现技术立国和经济稳定增长战略为中心。城镇化的同时也是韩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载体,通过这个载体,韩国不但调整了经济发展方向,也创造和激活了庞大的内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也曾经历了10年之久的新农村运动,提出推动农村基础建设,改善居住条件和推广技术;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特产农业和畜牧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
  我们观察国外城镇化的进程,尽管各个国家拥有的自然禀赋、经济历史时期和政策选择不同,但作为城市发展本身而言,都会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设施、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有巨大需求,并对诸如钢材、水泥、能源、交通、运输等形成巨大压力,从而拉动相关产业链发展。而且城镇化水平提高也最终会推动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排序变化。各个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产业发展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政策选择路径依赖。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也有很多共性特征,例如也离不开土地和人口变化,只是近年中国城镇化更突出地表现出政府主导下的土地城镇化,尤其在1998年以后,土地制度成为支持和推动城镇化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我们在政策设计和产业发展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城镇化的历史经验。“城镇化是中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根据韩国的经验,产业结构调整以城镇化为载体,在推进中就要注意培育新兴服务业以优化产业结构,这才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扩大内需。我们可能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由集聚到分散的阶段,但是要注意在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中的东西部差异因素。十二五规划我们提出了七大战略重点产业,我们在区域经济产业布局时也要学习日本,在产业选择标准方面应该有理论化、系统化的考虑。当然还有我们的人口流动以及户籍改革很多问题,相信都会在未来认真借鉴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对于城镇化过程中的政策和产业发展决策做出合理的设计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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