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政治学教授莫德尔斯基（Modelski）提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具有很大影响。他认为，自15世纪以来全球性战争每100年左右发生一次，并导致一个世界大国崛起成为霸权国家，之后另一个霸权国家又取而代之。1494年意大利战争爆发以来的国际政治体系可分为五个周期，分别为葡萄牙周期（1494-1580年），荷兰周期（1580-1688年），英国周期Ⅰ（1688-1792年），英国周期Ⅱ（1792-1914年），以及美国周期（1914年至今）。
　　霸权国也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因为提高生产力的条件要被仿效，并传播到其他中心国家，再加上霸权国家实际工资都呈持续上升趋势，其结果使其他中心国家可能在生产领域，继而在流通、金融方面不久赶上霸权国家，因而霸权本身也存在着勃兴、兴盛、衰退的周期。所以，世界领导国的周期更替，往往伴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应转移。从15世纪至今，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莫不如此。
　　葡萄牙位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咽喉要地，是新航路开辟后初期商贸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13世纪末，葡萄牙完成民族统一，随后又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并成为欧洲强国。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拥有更优越的地理位置，在素有“航海家”之称的亨利亲王支持下，葡萄牙成为世界航海事业的领导者。15世纪末期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金银大量流入葡萄牙（也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再通过购买其他国家商品再将这些货币流通到欧洲各国，从而使之变成为欧洲供血的心脏。
　　如果葡萄牙历史表现得还不够突出的话，那随后国际金融中心演变就十分典型。16世纪，荷兰在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商业技术开始海外扩张，并成长为17世纪最强盛的国家。几乎就在同时，阿姆斯特丹成了当时最有名的金融中心。“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开始崛起，通过对葡萄牙与荷兰等国的战争，成为日不落帝国，建立了世界霸权，并将这种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在此期间，伦敦当仁不让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二战以后，美国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金融中心也随之转移到纽约，而美元成为世界货币。
　　我们很难认定究竟是一国的霸主地位成就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还是发达的金融体系造成该国经济的繁荣最终使其成为世界霸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finance-growth Nexus）之间关系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发展是保障一国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而一国经济崛起往往也促使该国金融发展。对一国而言，金融并不仅仅意味着一项技术、一个产业，它首先是促使一国经济繁荣的制度保障。另外更重要的是，一国的霸主地位往往通过与竞争国不断的战争，打败所有对手而成就其霸业。而要赢得战争，必须在战争经费筹措上居于优势，这就需要拥有发达的金融体系。
　　16世纪早期，荷兰的金融市场已有很大发展，1602年成立世界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1608年，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次年又成立阿姆斯特丹银行，并在整个17世纪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银行。富有商业头脑的荷兰人将他们的商业天才也充分地展现在战争中，他们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为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并用来为政府筹措军费，最终打败了以帝国结构为基础的西班牙。
　　英法争霸更能说明问题。17至18世纪，为争夺欧洲霸权，英、法长期混战。在此过程中，谁能借到更多、更便宜的钱，谁就能拥有强大的军队从而战胜对方。英国显然在金融体制上更具优势。1694年，应战争急需创建了英格兰银行，同时还建立了证券交易市场，为政府开辟了广阔的财源。高效的财政体制使政府能持续筹措到长期贷款，同时守信的定期偿付本息使英国的借款利率不断下降。而在法国，沉重的军费开支使政府出现财政危机，只能发行更多纸币，结果引发通胀，这对法国无疑雪上加霜。波旁王朝无法筹措到足够资金支持，在军事实力上渐渐落后于英国，最终惨败。
　　二战后美苏争霸，美国拥有世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可通过世界上所有开放国家的资源为其融资，而前苏联只能依赖财政力量及国有银行，“预算软约束”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负面作用。美苏实力分化在上世纪80年代冷战最具决定性的最后十年体现得最为充分。期间，两国同时实行“大战略”，导致公共债务不断上升。1989年，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40.5％，前苏联占GDP的43％。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大于前苏联，美国实际军费支出增长率远超前苏联。而在当时，里根政府还实行减税政策，却没有使其经济遭受极大波动。
　　世界霸主的更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国要维持大国地位比它崛起更难。一国要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崛起并维持世界霸权，至少需要综合国力、强权政治、发达的金融体系三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