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境外人民币产生之前，香港就已经是全球二级离岸金融中心，专门从事欧洲信贷的银团贷款、基金管理和股票交易。境外人民币出现之后，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易币种和与之相应的金融工具，这无疑对繁荣香港经济，增强香港金融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是有利的。同时，大陆与香港之间“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也为境外人民币积聚香港，把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了现实保障。
从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的发展历史来看，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为境外美元的供给和需求找到了匹配的平台。因为这样的市场强化了美元在国际流通中加以使用的网络外部效应，而这种网络外部效应又会强化美元作为定价货币、国外政府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的“锚”货币及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因此，这种离岸市场的存在，使得美元在脱离黄金之后，仍然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说欧洲美元市场起到了稳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作用。
然而，境外美元的供给与需求的产生则与离岸市场的关系并不显著。境外美元最早的供给应该来源于贸易顺差国，而贸易顺差为什么要以美元形式存在，这实际上说明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而境外美元需求的产生，主要在于拉美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下对资本流入的需要，而资本以美元形式流入，也说明了美元在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承担着计价和支付货币的职能。
我们认为香港的境外人民币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离岸市场，这一点我们在同欧洲美元市场的比较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欧洲美元市场一开始经营的就是一种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目前还处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境外人民币供给的产生只具有短期支撑力量，而境外人民币的需求途径还没有形成，只能依赖于大陆资本回流渠道的开拓。这种不完全的离岸市场的状况在未来若干年中不可能发生根本转变，这就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只能是审慎而渐进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功能定位只能依赖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反向的推断并不成立。因此，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来“倒逼”人民币国际化加速的观点缺乏现实基础 。
如果我们将人民币国际化放到一个审慎的现实框架中来加以思考的话，那么，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功能定位也将作出某种认识上的调整。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提出仍然在于避免顺差国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过程中单向地承担调整成本。因此，突破美元国际货币权力的束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呼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要。而维护境外人民币的市场规模，是人民币走出去的关键，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起点。为了维持境外人民币的市场规模，从大陆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扩大人民币贸易计价的功能拓展上。与此对应，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应将结算和清算机制建设作为目前的重点。
第二，贸易计价如果能使用更多的人民币，境外人民币的网络外部效应就会增强，境外人民币的支付功能就能提高，为了实现此目标，香港市场人民币的贸易融资政策应该维持并拓展，如果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支付功能能够充分体现的话，那么人民币使用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的非平衡本身就会产生更多的境外人民币的供给和需求，这是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的关键。香港离岸市场在这方面所要起的作用是通过境外人民币资源的比配来发现人民币的价值所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香港应该利用现有国际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拓展境外人民币的交易机构，增加境外人民币市场的交易规模。如果香港市场能够发现境外人民币的市场基准利率，这不仅对中国大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有利，同时也能让人民币摆脱美元成为“锚”货币提供市场基础 。
第三，目前全球经济处于一个不断变动和震荡的调整时期，因此中国大陆资本项下完全开放的风险依然很大，而境外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又没有出现，中国大陆需要香港离岸市场作为境外人民币的缓冲平台，这也是香港离岸市场目前的主要功能之一。为了维持这一功能，中国大陆政府应该在避免境外人民币回流给大陆内部宏观经济造成冲击的前提下，有序地加大人民币回流渠道，拓展大陆企业赴港融资的平台。但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也应该加强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协调，例如，进一步拓展港深、港粤之间，乃至与整个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内容。
第四，境外美元需求的产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境外人民币需求的产生则依赖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程度，根据历史的经验来看，贸易输出能够带动资本的输出，因此，要摆脱贸易顺差国对美元资产的依赖，中国对外开放的策略必须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一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依赖金融机构的支持，香港金融业的国际化程度远高于大陆的金融机构。我们认为，未来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最为重要的功能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不仅解决了境外人民币的需求问题，同时也是香港的境外人民币市场由结算市场转向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完全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