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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阶段中国需突破八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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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从不同的收入群体来看，2005年城镇高收入群体是低收入群体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高低收入的差距由6.5倍扩大到7.5倍。 |
王一鸣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从200美元上升到4300美元，已实现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支撑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将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储蓄率正在发生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年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高储蓄率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成反向变化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前，儿童人口比重很大，所以人口抚养比很高，储蓄率则相对较低。80年代之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储蓄率则随之上升。但近些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储蓄率因为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而有所下降。
第二个挑战是劳动力供需形势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形式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正在发生变化，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进入退休年龄，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的人群接近退休年龄，农村青少年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正在接近完成。
第三个挑战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变化。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减少以后，就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国内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结果表明，较之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生产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第四个挑战是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王一鸣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业的大规模扩张，但这种扩张似乎已接近极限。200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比重为42.9%，而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工业增加值占比均未达到40%，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39.1%。可见，中国工业占比已达到且远远超过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
同时，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产能扩张主要依靠占领国际市场，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等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数据显示其制造业扩张速度加快。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要低于美国，但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这意味着，中国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
第五个挑战是外部需求增速放缓。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相当程度上靠外需的拉动，2001年到2007年，外贸平均增长率为21.6%，经济增长中外部需求的贡献占到2.5%。但是，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明显收缩。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一再强调外需市场的再平衡，这一调整也影响到中国外部市场的扩张。而且新兴的保护主义特别是低碳低能重新抬头，低碳成为限制中国外贸出口的另一个门槛。
第六个挑战是资源环境的约束持续强化。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跟资源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这种高强度的投入，现在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王一鸣称。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10年就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达到了32.5亿吨标煤。200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煤炭供应紧张，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第七个挑战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城乡来看，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从区域来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的地区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从不同的收入群体来看，2005年城镇高收入群体是低收入群体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高低收入的差距由6.5倍扩大到7.5倍。
第八个挑战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王一鸣指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社会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如家庭小型化、住房自由化、就业市场化等等，这使得社会主体更加多样化，其独立性和选择性大大加强，社会利益格局也更加复杂多样，而协调利益多样性的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社会矛盾就会明显增多，而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就可能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并有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和系统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