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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国家长期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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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团牵制，没有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从而导致社会分化非常快。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
王一鸣首先从概念谈起。他说，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王一鸣认为，之所以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则一直没能迈过这个门槛，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按当年价算，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没有实现这种成功的跨越。其中，阿根廷是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在1964年时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了1000美元，到上世纪90年代末达到8000多美元，但2002年由于经济危机下降到2000多美元，现在又逐步恢复到接近10000美元。而东南亚地区比较典型的是马来西亚，人均GDP一直领先，但几经反复，一直没有迈过这个门槛。
王一鸣选取韩国、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比较指出，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有几年增长率很高，也会迅速缩水，阿根廷就是典型例子。在1963年到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异。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只有0.69%和0.41%，可见研发投入差距较大。再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
第三，社会发展指标上有明显差别。就人的预期寿命而言，韩国1960年仅为50.2岁，比阿根廷低15岁，但它提高很快，到2008年已达到79.8岁，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而在教育方面，韩国的受教育年限由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领先于马来西亚和阿根廷。
第四，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来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0.45，到90年代末曾一度接近0.5，2007年阿根廷更是达到0.51。而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为0.31。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韩国也远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可以说，东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在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都控制得比较好。
接下来，王一鸣进一步对两类国家出现不同发展命运的背后原因进行了探讨。根据他的分析，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错失发展模式转型的时机。拉美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没有与全球化的浪潮很好契合，也没有很有效地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第二是没有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韩国开始是模仿，之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有自主技术的企业，比较成功地迈过了技术创新的问题。但拉美和东南亚却没有有效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以东南亚为例，整个经济是加工贸易型，缺乏自主技术。
第三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利益格局往往受大的利益集团牵制，没有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从而导致社会分化非常快。
第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早期管制比较严，后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自由化的影响，政府作用被削弱，完全缺乏调控能力。
第五是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日本和韩国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模式得以成功转换，特别是在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上有跨越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比较好地控制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