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预计今年6月CPI回落后，短期周期性的通胀压力虽然会减轻，但是结构性的通胀压力依然会很大。除了从需求端抑制经济周期性通胀压力外，政府更需要做的是如何从经济供给端化解结构性通胀所带来的压力。我们担心政府的调控政策难以做到位。我们预计，2013年左右是周期性通胀压力再起的时间窗口。
自2009年末开始，新的一轮通货膨胀自新兴市场国家发端，并逐步向全球蔓延开来，截至2011年5月，通胀的持续时间已经接近一年半。2011年4月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由3月的5.4%回落至5.3%，同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大幅回落以及诸多中下游行业价格涨势回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也开始见顶回落，这似乎都意味着市场期待的通胀将在年中见顶回落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们认为，本轮通胀的后续演绎可能并没有这样简单，未来复杂程度可能超出预期。
我们预计今年6月CPI回落后，短期周期性的通胀压力虽然会减轻，但是结构性的通胀压力依然会很大，原因在于以下方面：
上半年为了抑制价格上涨效应的蔓延，发改委采取多种行政措施对诸多中下游企业的价格进行调控，这些涨价压力都会等到下半年及以后逐渐释放；上半年出于稳物价的需要，我国各类资源品价格改革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形势的迫切性，如今年可能出现的大范围断电已开始倒逼管理部门加快改革步伐，这显然会提高各类资源品价格；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虽有所放缓，但是仍在复苏进程中，且发达经济体出于财政减赤的需要，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是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因此大宗商品的牛市仍会依旧，这仍会对我国形成较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支持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如按联合国标准，我国14岁至64岁劳动力人口将在2012年前后达到峰值，自此以后我国新增劳动力人口将减少，而其中年轻劳动力人口锐减速度更快，我国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口总计只有1.59亿，大大少于8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2.27亿和2.12亿，这将在较大程度上推升雇佣了更多年轻人的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成本。
为避免这些结构性通胀力量的激化，要求管理层必须严控催生各类周期性通胀的因素，如不因为CPI短期见顶回落就暂时明显放松货币、信贷的控制措施，而还应采取加息等多种方式积极抑制投资需求；为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仍要积极运用土地、产业政策等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借“十二五”启动初期上项目，并尽早谋划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
除了从需求端抑制经济周期性通胀压力外，政府更需要做的是如何从经济供给端化解结构性通胀所带来的压力。
它们包括各类经济结构调整措施，如采取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民生福利建设、强化房地产调控及保障房建设、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及公平竞争规则建立等措施，尽快扭转通胀短期后遗症所带来的经济扭曲，采取结构性减税等多种措施减轻市场负担，激发市场主体创新能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等。
我们担心政府在上述两方面都难以做到位，如当前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红利，包括人口、城镇化发展空间等仍没有完全耗尽，以及地方政府国内生产总值（GDP）考核目标没有根本改变情况下，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动力很强劲，如各地仍乐于追求“大拆大建”，中央政府虽然要求降低经济增速，但实际从相机决策的政策态度来看，政府对于稳定经济较快增长，保持就业形势良好仍看得较重，这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很可能难以较长时间为抗通胀而实施实质性紧缩，由此导致中长期来看政策宽松的可能性要大于偏紧的可能性，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自然会认识到这一点，进而就会形成较强的增长偏好以及中长期的通胀预期。
此外，由于结构调整措施通常要触动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中央政府在结构调整方面短期内很好地实施的可能性也就小，也就难以真正很快化解结构性通胀压力，而若此时周期性通胀压力再起的话，新一轮通胀反复出现的可能性就较大。
我们预计，2013年左右是周期性通胀压力再起的时间窗口，原因在于：2013年是新一届政府接任的时点，根据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换届的3个年份(1993、1998和2003)以及经济规划的中期均为全社会投资和国有投资增长高峰年：如从全社会投资增速看，换届前1992年为44.3%，换届的1993年猛增为61.8%；1997年增速为8.8%，换届的1998年为13.89%，2002年投资增速为16.89%，换届的2003年增速为27.7%。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除了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通胀水平比1997年低外，其他时期对应的通胀水平都比上一年高，如1993年CPI比1992年高8.3个百分点，2003年比2002年高1个百分点。
根据这种规律，2013年作为新政府接任，也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高潮时点，届时投资增速反弹以及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很大，而除了周期性经济过热导致的通胀外，由于各种结构性调整措施不到位导致的结构性通胀压力也将卷土重来，届时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大力度的调控措施，而这样的措施很可能使得经济硬着陆。而经过这一轮更严峻通胀以及经济大滑坡的洗礼之后，我们认为“痛定思痛”的管理层才会真正有决心实施各种结构调整措施，并实施更为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由此才会迎来今后较长时间中国经济更平稳增长和比较顺利的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