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几近失控的物价上涨，已远超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为维护社会稳定，一些地方政府，例如福建省，甚至直接出台了“蔬菜限价令”等价格控制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限价令”确出于为民之心，但是，一方面，经济规律不以好的政策意愿为转移；另一方面，对民众来说，他们要的是中长期的价格稳定，而不是一时的稳定。这就需要从更高层面上审视这些价格管制手段。
　　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多种原因，未来几年物价过快上涨的压力都会客观存在。从货币政策看，在反危机中实施的实际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客观地说是造成当前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社会产品没有相应增加，超发的货币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最早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高涨。楼市调控后，相应的货币流向其他领域，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领域，带动了这些产品价格过快上涨。
　　从这个角度来说，反通胀是一个中长期的任务。以临时的价格管制要实现中长期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
　　反通胀要用经济手段去疏，而不是行政手段去堵。央行应尽快实施相对紧缩的货币调整。通过加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等回笼过量货币。从这个角度说，多部委联合控制物价，如果没有央行的参与，很有可能演变成为行政控制，最终影响的是市场的运行效率。第二个根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是社会产品同样规模地增加。但短时期内社会产品增加43万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经济手段只能在中长期内发挥其基础性作用，而很难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价格。
　　反通胀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当前我们的反通胀政策，是真正的“两难”。行政手段短期内效果大，但负作用明显；经济手段是治本之策，但短期内效果有限。打破这个两难并不是没有办法。例如，彻底改革当前的结售汇体制，为扩大加息创造空间。再例如，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构筑新的“池子”。目前民营经济手中的货币，无法进入到垄断行业中进行投资，投资渠道狭小，迫使过量货币涌向消费领域。目前看来，仅放开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已经远远不够，反垄断需要从消除门槛转向出台鼓励和吸引政策，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投资。
　　应当说，反通胀的改革政策工具，远比行政政策工具有效得多，远比货币政策工具要多得多。就看政府有没有决心和魄力使用这些改革政策工具。如果仍然延续传统思维，缺乏敢于改革的勇气，那么通过价格管理等直接行政干预的做法，恐怕会成为一剂上瘾的药。而这，却是反通胀的下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