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表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不能走回头路，需要实施新的开放战略。新的开放主要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资本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之内配置资源，在全球范围之内谋划我国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的难题。比如粮食问题，在保证粮食自给自足的大前提下，我国的资本完全可以和一些周边的国家达成长期的协议、合作。当然走出去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有国际化管理的能力和国际化视野、胸怀。
第二层意思是形而上的走出去，就是思想、意识要走出去。改革的过程就是游戏规则改变的过程，现在的国际规则正在发生改变，国际金融关系需要制定新的全球化规则。在这全球规则发生变化的时代，不仅需要人才、生意走出去，还需要研究走出去，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
比如国际上提出的全球经济指导性原则，规定一个国家经常账户的顺差或者逆差不能超过某个数值，来指导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这个原则在很大多程度上是针对我国提出的。
李稻葵认为，新开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参与到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去，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功课做得不足。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的、理念的和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目前为止，我国教育的国际化还主要停留在让年轻人学好外语，学好国外的经济学和科学技术。我国的教育在国际化上还没有完全转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评判现行的国际制度，教育年轻人学会辩论，学会去说服别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亟须要做的。
李稻葵称，如何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社会的国际制度指定中的讨论，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上能够站得起来的大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范围内据理力争，树立中国的理念，这是我国下一步要下大力气做的。
如果要让国际社会承认中国名副其实的大国地位，一定有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国人的话有说服力，中国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改革办法和社会管理体制。在国家全面复兴的过程中，总结经验，营造一套崭新的理念，把它上升为在国际上具有感召力的新的价值观、新的理念和新的管理方式。
李稻葵最后表示，在新改革、新开放过程中，学术界需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是认真研究中国复杂、独特的经济现象。为什么中国的货币总量世界第一了，而人均GDP还那么低；为什么农民工可以进城务工，而不能得到长期的居住权，孩子不能在城市上学；为什么老百姓如此看重土地和住房，而有的人买了三四十套房子，既不住，也不租，当成收藏品；为什么明明知道期权已经没有价值了，老百姓还在股票市场上买期权。这些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就能解决的，需要学术界认真研究。
第二件是认真研究当前的世界。对金融衍生品要不要管；投资银行是不是要跟商业银行一同监管；投资银行是不是可以搞自营业务，利弊何在；资本是不是要管制。这些问题西方都在研究，我国的学术界也要跟上。
世界上公认的宏观经济专家、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的费舍尔，以前是绝对的保守主义、绝对反对资本管制，而现在也说应该搞资本管制。IMF最近也表示，资本管制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支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学术界一定要用中国的视角，参与国际新的制度建设中去。
另外，学术界还应该抓住机会、做好教学，培养出一批高层次的、国际化的人才，走向世界，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