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分析了在当前新形势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认为这轮改革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指出从民生问题入手，利用基层的力量推动改革的渐进，并以房地产改革和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例进行说明。
李稻葵表示，总结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就是不断地改革，抓住每个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面对国内的社会矛盾和国际的压力，还要进行改革。改革就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把整个制度推倒，而改革是不改变现在的基本大格局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的改善，这是改革的本质。而本轮的改革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
第一是改革的方向和技术路线不明确。过去30年，改革的基本特点是决策者、改革者对改革的方向认识比较明确，而今天的改革是新形势下的改革，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改革的技术细节还不明确。过去进行产权明晰化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在认识上大家基本上没有争议。当前的中国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房地产改革，有人认为引进市场机制、扩大供给就能解决房价高涨的问题，有人认为商品房价格不用管，只要做好保障房就行了。对于具体的改革路径，争议非常多，因为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情况非常复杂，我国的企业是现代化的企业，我国的市场规模是超大型的市场规模。
第二是改革机制不同。过去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今天的改革往往是社会上形成了舆论、不满以后，形成了基层的压力，这种压力推动着技术官僚层次进行方案的选择、论证甚至意见的征求，然后经过最高决策者的拍板，推动下去。
比如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机制，先是网民在互联网上呼吁个人所得税不合理、不公平，然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煤体热烈议论，最后上层部门进行论证，找出一些方案，最后在常务会上通过。
第三是民生推动型的改革。比如房地产改革，因为房价上涨太快，很多人认为不公平，年轻人觉得现在买不起以后会更买不起，这种抱怨是高度理性的一种情绪。房地产改革是势在必行，而限购令也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改革正是需要经过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最后才能成功的。中国过去改革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以产权制度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为例，乡镇企业曾经是半集体的或半民营的，处于模糊产权的阶段，最后克服社会舆论压力、经济环境的压力，逐步过渡到纯粹的民营企业。
李稻葵表示，限购令可能会带来误伤，它也不可长期持续。很多地区房价高涨的程度远远低于北京，但是也实行限购令，而这部分的城市可能是第一批淡出限购的。北京、上海限购令的细节也会进一步地调整，尽量减少误伤。
个人所得税也需要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实质是，政府用老百姓交的税去改善民生、提供社会福利。北欧人民平均交50%的个人所得税之后，就可以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养老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和福利。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大概是32%左右，而且社会福利往往是给特殊人群的。
我国的老百姓交了税收，但是看不到基本的社会福利。而且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资税，而资本增值不用交税。所以出现的怪现象是，资本所得、资本增值的部分不用交税，劳动所得反而交税，况且灰色收入也可以逃税漏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起征点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上进行重新改革，进行系统的改革。
而系统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大幅度减轻税率，不但考虑劳动收入、资本增值、分红以及其他的综合收入，也要考虑家庭的负担和综合报税。这样一来，不仅能带来社会和谐，增加就业，也能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总增收额。
李稻葵认为，在社会福利没有做好、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政府花很多的政治资本去征收那么一点点的个人所得税是不值得。我国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83080亿元，而只有4837.17亿元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在目前，当务之急是提供好社会福利，解决好民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