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首先谈了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1969年就在延安插队，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先生也曾在陕西延安插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1968年上山下乡。
在50人论坛成员中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所长樊纲、北京大学副校长海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包括汤敏本人等，也都插过队下过乡。
这些人，不管是在政界、学界，还是其他领域，应该说都是顶梁柱式的人。当年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那一段的磨练和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变成了人生的资本，对他们一生的奋斗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国外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有类似的地方。汤敏说，在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和平队，它是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的时候提倡组织起来的。实际上在他还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次在密西根大学跟一批学生座谈，这些学生说我们美国形象非常不好，你看我们在越南，在全世界到处受人批评。肯尼迪就向学生解释说，别人说我们不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实际上你们生活得非常幸福，你们不知道真正的贫困是怎么样的，你们敢到第三世界去宣传我们美国的理念，去锻炼你们自己吗？他向这个学生提出挑战以后就突然有了一种设想，就是要想办法来帮助这些愿意去磨炼的学生。
现在，美国和平队以志愿者的形式，把愿意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送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当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在帮助第三世界发展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一直到现在，和平队还在运作中。到现在，美国已经有20万左右从和平队毕业的人才，其中很多人在30年后的今天都成为了大公司的CEO，成了企业的领导者，成了政治家，成了参议员、众议员，成了公益领袖。
大家所熟知的美国第一个亚裔部长赵小兰，就曾经在美国和平队担任过队长。她是自己自愿报的名，她放弃了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和平队的环境比较艰苦，也可能献出生命，但是还是有很多美国人前赴后继地参加。
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叫“为美国而教”。这是美国民间的一个组织，它的工作主要是把一些大学毕业生送到美国贫困的地区去支教。这个志愿者组织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他们每年能够从常青藤等一些最好的学校收到很多学生，而这些支教的学生经过了培训和锻炼，能力能够得到很大的提高，他们其中很多人后来变成了美国社会、企业的中坚人物。
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国家对精英也都有一套非常特殊的培养方式。比如说在日本，松下公司的董事长在1979年时候也办了一个特殊的学校，叫做松下政经塾。1979年他办这个学校的时候，全社会都在笑他，说你办这个学校一年只招十来个学生，能解决什么问题。然而他力排众议，花了一大笔钱培养那些年轻而富有成长潜力的人。这个学校没有常设的老师，他们的课程也不在课堂上，而在工厂里，农田里，甚至在军队里进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学校一共毕业了213人，为日本政府输送了2个部长，3个市长，30位国会议员。跟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相比，肯尼迪学院一共毕业了17000多人，但只出了17个国会议员。
总之，综观各国对社会精英的培养，这些培养方式的共同特点，就是要把他们放在艰苦的环境中，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给予他们锻炼。经过这样的磨练，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最终能变成社会的顶尖人才。
汤敏说：“从世界各国一些精英走过的路，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精英是不可能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要对这个社会有所承担，首先要对这个社会有所了解，还要有一种能吃苦的精神，要有一种让人吃苦的环境。”
然而中国现在的社会却缺乏这样的精神，或者说缺乏这样的环境。现在的教育制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培养书斋里的学者的方式。虽然教育在改革，改革后可能更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是中国的社会等不及，个人更等不及，中国教育界目前亟需要做的是怎样在这个新时代里创造一种合适的环境，培养新的精英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