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治道路上的标志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历经30多年，实现了国外需要上百年才能绘就的宏伟蓝图，构筑起一个让百姓安身立命的法律大厦，其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法律是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水源”，法治化的生活秩序首先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基于对历史上重刑轻民、立法失衡乃至法律虚无的切身体验，中国迈上了立法高速通道，在经济、行政、民事和社会等领域，制定出台了一大批法律法规，整体上矗立起价值优良、结构合理的法律大厦，为中国最终走向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应看到，集中于近30年的立法显现出一种应急性特征，很多法律文件的出台是在社会迫切需要下匆忙完成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造就了一个很大的法律修缮空间。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中国正步入以修法为主要特征的“后立法时代”，如何将粗线条的立法设计显现出“贴地而行”的活力，如何让略显陈旧的滞后条文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青春，还需要立法者持久的努力。
　　其一，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当中，还有少许不可或缺的法律尚未出台，例如行政强制法，急需要做好查漏补缺的工作。从未来看，一些行政法规，例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征收条例等，仍需要上升为国家立法。
　　其二，一些陈旧的法规条款还需要适时更新。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已经制定了几十年、与时代脱节的条款，直接制约了公民权利的增长与实现。例如，媒体屡屡以“一条命就值300元”提出质疑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竟然沿用了28年之久。在一些地方，还存在一定数量经年不变“压箱底”的法规。这些藏在法律大厦某个角落的陈旧法规，急需要进行“装修”，以打造舒适的公民权利堡垒。
　　其三，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优化还需进一步提升。在一些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中，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性不够，有的发生“撞车”现象，有的下位立法一味重复照抄上位法，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中国特色立法之路的五条经验中，就有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为此，就必须着眼于长远的“内涵建设”，将法律修改的第一要务定位在良法再造，在衔接上更加顺畅和谐，在内容上更加精益求精。
　　步入“后立法时代”的中国，应该力戒刻舟求剑式的法治幻觉，注重法律体系内部的梳理与整合，将注意力放在法律修缮上，以开放化的姿态不断地汲取时代光华，以满足“良法之治”的正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