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乡居民小康生活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解决“吃、穿、用”等方面，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与此相比，城镇经济发展将是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必然引致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可能遇到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低于前30年，为此，需要更加有力地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在发展城镇经济中，诸如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保健、住房和体育等一系列领域将遇到思想观念的严重碰撞和冲突。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这些领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品还是私人品？在几十年的中国实践中，这些领域中提供的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带有明显的福利性质，广大居民对此不仅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形成了路径依赖，同时，发达国家实施的各种福利政策也似乎证明了这些领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公共品性质。但如果这些产品和服务均为公共品，它只能依赖于政府部门提供，既没有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空间，也缺乏运用市场机制推进城镇经济发展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仅仅依靠政府财政的投入，势必造成短缺状况的持久延续和愈加严重。事实上，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住房和体育等不论在供给层面还是在需求层面都是多层次分类型的，不可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以教育为例，在中国，从小学到初中的9年义务制教育是一种公共品，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够有享受大学本科等教育机会，也可以对一部分大学实行公立制度，但另一部分大学本科教育、职业教育和各种类型硕士(包括学术硕士、专业硕士等)教育、博士教育以及成人继续教育等均有着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资本投入来改变目前严重供不应求状况的可能性。在后一部分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教育的产业化展开就可能成为一种体制机制创新的选择。
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城市经济产业的展开大约需要200万亿元的消费性投资。如此巨额的投资，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资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基本成因是有效地推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与此对应，发展城市经济产业也需要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推动。在发展重化工业中，单一项目所需资金投入量常常达到几百亿元乃至上千亿元，相当多民营经济实体独自承担一个项目的投资建设显得势单力薄，因此，难以迈入产业门槛；与此相比，大多数城市经济产业的单个项目资金投入量相对较低，只要制度有保障，民营经济是比较容易进入的，因此，城市经济产业的发展给民营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发展城市经济产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何适应多层次城镇发展的各自特点要求，如何建立满足“住、行、学”的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服务体系，在体制机制方面，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且灵活的探索和创新。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进海外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等来支持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引进海外先进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城市经济发展的理念和经验、城市产业发展方略和技术等等将成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在教育经济、文化经济和媒体经济方面还是在医疗保健经济、养老经济、娱乐经济和体育经济方面，借鉴吸收海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创造中国特色的城市经济都是一个必然趋势，为此，在对外开放方面需要探寻新思路和新措施，突破已有的政策框架，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