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住建部要求2010年年末房价上涨幅度较大的一些城市出台限购令细则。而与2010年出台限购政策的首批16个城市不同，新一批的限购城市均属于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正是2010年12月份全国楼市成交量大幅攀升导致房价新一轮反弹的主角。
　　二三线城市成为房价领涨者早已露出端倪。在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出台之初，“二三线城市机遇论”的论调便在房地产圈业内盛行，该观点认为，与受到严密监视的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的管制稍松，而这些城市在过去几年中房价上涨有限，因此尚有很大空间。与这种理论相对应的现实则是，品牌地产企业加速在二三线城市布局，涌入二三线城市掘金的房地产商越来越多，投资客也纷纷转战二三线城市。加上本有的自住刚性需求因素，从而诞生了一个似在意外实在意中的结果，即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百城价格指数报告所指出的，位列12月份房价涨幅榜前列的均为二三线城市。
　　面对这种状况，这些城市的不同群体可谓心态各异。除了极少数高收入者在本轮房价飞涨狂潮中获得了资产快速增值的机会，由于在二三线城市里，其他经济因素远不如一线城市活跃，大多数民众的收入还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异军突起、几乎与一线城市比肩的房价更让他们的生活如雪上加霜。而地方政府则心境复杂而暧昧，一方面，民生之重压毕竟不能忽视，另一方面，越卖越抢手的土地给地方财政贡献卓著，而高房价对GDP的推动作用更让人欲罢不能。
　　在一线城市楼市调控还未见明显成效的情况下，二三线城市“接力”领跑房价，其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当一线城市房价高企的时候，人们还可以抛出“何不逃离”这样一个未必真有意义的命题来自我安慰，而现在二三线城市也以房价高企表现出拒绝的姿态，由此带给国人的可能是全面的心理挫伤感。一线城市的房价远远超出中等收入群体承受能力，种下了诸如拉大贫富差距、吸引资源向房地产业片面集中、扼杀年轻人希望等恶果，当下二三线城市在其他条件均不匹配的形势下，单单房价飙升，同样的恶果在成几何级数地膨胀。如果说人们对一线城市楼市泡沫的担忧颇像一种诅咒，那么对二三线城市来说，泡沫的威胁似乎要现实得多了。去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0-2011)》就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二三线城市是房价泡沫指数最高的“危险区”。
　　不论是对民意的呼应，还是为了应对可能来临的泡沫，将限购推行至部分二三线城市都堪称及时。限购自然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措施，其行政干预的性质也注定难逃争议，从长远来看，终结卖地财政、给人们的资产更多的增值机会、政府建设更多的廉租房，才是让房价回归理性的根本办法，但在这些公认最佳最根本的办法在可预见的时段内无法全面推出的前提下，限购对房价的打压效果至少是切实可期的。人们习惯于用房价是否明显下跌来看待政府“限购令”等政策的作用，殊不知，在高通胀的背景下，如果京沪广这样的城市没有实行限购，其房价又何止会像当下这样，最多只呈小幅上涨的势头呢？精明的房地产商和投资客们纷纷转战二三线城市，其实也正是一线城市的限购令开始显露威力的证明。
　　限购肯定会有效，关键在于执行是否得力。现在住建部官员明确表示将向地方官员施压，“不限购，就约谈”，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一关键所在。过去一线城市实行限购，已有不少地方存在软化调控政策杀伤力的现象，而相比之下，尝到土地财政甜头、经济模式转型更为困难的二三线城市对楼市进行调控的动力又明显弱于一线城市，未来执行限购的过程中，如何防止调控政策被杯葛显然是更为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