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能否延续过去30年所保持的高速增长。因为从世界经济史上来看，大凡经历过30年高速增长以后，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变化。经济增速均明显下降，多数国家下降到了4%以下。
“我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改变，但支撑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生新的变化。”王一鸣说。
从中长期趋势看，一个国家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从短期来看，它又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围绕潜在增长率要波动。所谓潜在增长率主要是经济体在最优资源充分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增长率。虽然有一些年份，潜在增长曲线高于实际增长率，这是由于需求因素的影响，故而会发生短期的波动。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趋势面来看，它还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
“我们今后的潜在增长率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高储蓄率可能会发生的调整、劳动力的供给、全要素生产率、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其他层面的问题。”王一鸣说。
对于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王一鸣表示该作用在未来将减弱。他说，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出口快速增长，外需的拉动非常明显。2001年到2007年，中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20%。即便是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当年的出口仍然保持了17.2%的增长率。当然这有一定的惯性作用。但是过去这10年时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增长最快、最稳定的一个时期。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遇到了第三次全球化高潮，2001年又正好加入世贸。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产品的关税有了大幅度的下调“这种特殊的环境今后还会不会重现？我们觉得很难。”
高储蓄率也可能会调整。王一鸣表示，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储蓄率及随之而来的高投资率。中国的储蓄率2009年是51.4%，并且过去几年以平均每年0.44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以前经常说中国的一个优势条件，就是储蓄率高，那这个优势条件会不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也会。因为储蓄率从理论上分析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二，周期性的经济因素。第三，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我觉得现在这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他说。
谈到劳动的供给，王一鸣表示，过去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足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供给，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劳动力充分供给得益于新中国建国以后三次人口高峰。但是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出生人群已经开始进入或者即将进入退休年龄。
同时，农村转移人口速度在下降。现在一般认为农村的转移人口速率，只是劳动力不包括家属，大概是1.46到1.47，这个速率也是下降的。所以劳动力的供需形势也会发生新的变化。王一鸣说“现在大部分机构认为，中国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减少。另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到2015年，中国15到60岁人口达到9.98亿人。所以我们实际上正在进入一个人口红利的拐点时期。资本供给下降与投资下降，劳动供给下降，未来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所以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生产力的提高。”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王一鸣表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有可能下降。过去3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是近年来上升的速率开始下降。王一鸣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院的计算说，1979年到2007年，我国资本形成、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这个计算分了三个子段，1979年到1989年，1990年到1999年，2000年到2007年。根据具体计算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资本形成的贡献是上升的，劳动的贡献是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的贡献也是下降的。
最后是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问题。王一鸣认为，这个约束作用将强化。他说“从总的经济面来说，中国过去30年高增长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那么现在你再用这种模式，我觉得成本、风险都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