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年到2009年正好30年，中国年均增长率是9.9%。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持续这么长时间增长，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一些国际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对我国做过一些预测。比如世界银行1997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其中一个主报告就是《2020年的中国》。世行在报告中预计，中国2001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6.9%。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2001年到2010年我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增长要明显高于这些国际机构的预测。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率曲线，我们一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过程。”王一鸣表示。第一轮上升实际上是从1981年到1984年，主要动力来自农村的改革。当时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第二轮是1990年到1992年，这段期间经济增长迅速从最低点反弹。那一轮增长实际上跟改革的推进和扩大开放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第三轮就是本世纪以来，2001年到2007年。“我们的增长率在2001年是8.3%，到2007年就达到了14.2%。2008年金融危机又回落。”王一鸣说。这一轮周期是最长的，而且趋势相对平稳。
王一鸣表示，最近这一轮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经济格局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我们从五年规划的角度去看一下，我们在即将完成的‘十一五’时期经历了一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第三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是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束的。”
王一鸣把五年来的发展和其他时期做了一个比较。“十一五”的年均增长率，尽管遇到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与过去四个五年计划来比，仅比“八五”时期要低，比“九五”和“十五”时期都要高。如果把经济增长的实际值与目标值来比较的话，我们这一次比原定的目标年均增长7.5%大概要高3.5%左右。
“这五年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我们保持这样高速的增长，经济规模扩张非常明显。我国GDP总量2006年超过了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今年我们一般认为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GDP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去年大概是8.5%，贸易量在全球大概是1/10，我国去年成为第一大出口国。这些指标都发生在过去五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他说。
那么过去30年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王一鸣介绍说，世界银行上个世纪90年代发表过一个报道，叫做《东亚奇迹》，里面总结了东亚国家高速增长的原因，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第二，由于劳动人口比重的提高，带来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三，重视基础教育，这是东亚的特征。第四，宏观经济比较稳定。
王一鸣认为这四个原因对于中国都有影响，因为中国具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但是同时中国也有特有的东西，即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特色。“比如中国的改革模式，渐进的、增量的改革模式；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现在仍然在发生。”王一鸣说。
比如汽车。去年中国汽车销售量1364.5万辆，汽车行业协会预测今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会达到1700万辆，超过美国历史最高点。然而对于我国来说，这还没有到达峰值，因为现在汽车的消费浪潮正在从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推进，一旦形成浪潮，将是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值得研究。王一鸣说，我国市场很大，产业可以在国内市场上充分成长以后再进入国际竞争行列。不像新加坡，一做大了马上就要国际化。
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经济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大原因。“当然，这个‘有效’有些人不完全同意。但是要看到，我国各地政府参与经济的特点，在西方国家有一些是没有的。比如说地方间的竞争机制。各地政府谁都不甘落后，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源。”王一鸣说。
“我们可以说，在世界多样化的发展中，中国过去30年形成了特有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很少、经济基础很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子；一个就是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上，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所以我们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具有经济转型、体制转轨重叠起来的多重特征。”王一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