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中国是否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尤其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模糊表述，更像是完成了一次媒体惯用的“议题设置”，把是否提高退休年龄这样一个话题，抛给了对此敏感而又焦虑的公众和媒体。
　　按照我们通常的惯性思维，以人保部副部长之权威地位，其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大多应该属于“政策发布”，却不该有诸如“我们对退休年龄的问题还在进行研究”，或“我们注意到国外有一些国家在研究、讨论或者已经决定要提高退休的年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国外也存在一定的争议。”这类含混未定，却又带有舆论试探之意的模棱之词。正是基于这种惯性思维，部分公众对王晓初副部长的“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评判其不该用尚未形成决策的“讨论”，引发公众的恐慌和舆论的骚动。
　　但以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适龄劳动人口第一大国的现实，中国劳动政策的任何调整，都必然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波动。作为劳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之一的人保部官员，适当地提出议题、引发讨论，对退休政策的调整进行适当的“预热”，实有必要。
　　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人口预期年龄普遍提高，生育意愿却呈下降之势，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养老模式的根本变化。在这方面，欧美发达国家早已走在中国的前面充当着榜样。那些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精神矍铄、步履矫健的西方退休游客，一面向我们展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带给这些老人的幸福，另一方面却也让人隐约感受到其中可能隐含的财富透支和福利制度的沉重负担。
　　而中国不仅必然面对世界性的普遍难题，其特殊性还在于，贯彻了数十年计划生育政策，比生育意愿的自发下降更快地催生了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有学者统计，到2035年，我国将出现老龄社会的“峰值点”，其时，将出现两名劳动人口供养一位退休老人的情况。在社会化养老已成普遍现实的情况下，这种供养比例带给社保体系的压力不言而喻。面对这种趋势，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成为缓解社保资金压力的必然选择。在现行社保体制之下，任何一位老人的退休，都意味着其从社保基金的贡献者，转变为享受者。而每提高一年退休年龄，则意味着该劳动者多贡献一年、少享受一年。有学者统计，中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里外里”即可缓解养老基金压力200亿元。
　　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同样为我们做着榜样，两年前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对西方福利制度的担心兑现为不幸的现实，法国、希腊等典型的欧洲福利国家，纷纷试图上调法定退休年龄，缓解社会保障压力。对于已经习惯于福利制度的西方民众而言，任何可能让他们不得不晚退休、晚享福的政策，无疑都是难以下咽的“毒药”，几天前发生在法国的有近300万人参加的抗议游行，充分表现出类似政策可能遇到的巨大阻力。
　　而以中国之大、人口数量之巨和可以明确预期的“未富先老”的前景，都不可能允许中国像法国、希腊那样，拖到社保体系乃至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时候，再行调整退休政策。即便目前各地、各企业纷纷实行乃至鼓励提前“内退”，以缓解眼前的就业压力，但提高退休年龄却一定是未来十几年里必须面对的课题，为此进行舆论预热，也是未雨绸缪的远见。
　　而最可行亦可能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实行差异化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鼓励推迟退休的基础上，将自主选择退休年龄，与其可能享受的退休待遇挂钩，让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面对多种适合自己意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