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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第三个层面的内容，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主要标志是居民个人增长速度太慢，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在总体上都高于居民个人增长速度。
魏杰认为，在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必然导致需求结构的失衡。因为居民个人收入占比较低，消费就难以快速增长。
要调整这一结构，就要做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只有相应地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居民个人收入才能够提高。具体做法有四点：
第一个，减税。目前减税的数量太小，没有让国民切实享受到减税的好处。比如说去年居民减税2200亿元，这一数量只相当于国家征收的利息税。
第二个，退税。魏杰说，去年全国退税退了400多亿元，还是太少。为什么多了退不下去，因为是用家电下乡的办法进行退税，结果其中一些家电产品过时、型号落后，农民不愿意购买。
第三，提高个税起征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老百姓收入就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会相对减少。中国现在起征点是2000元，过低，相当于让穷人承担了大量的税款。
第四，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上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据魏杰介绍，北欧国家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里，国家承担的比例占到总资金的55%。他说，如果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不是国家承担责任，而是让居民和企业承担责任的话，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消费就会越低，因为等于把老百姓的钱拿去搞了社会保障，于是就没有钱用于消费。
魏杰提出，今年减税6000亿元，退税3000亿元，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国家占到55%。那今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增长可以增加5—8个百分点。据他解释，之所以提出减税6000亿元，是按照上年财政收入的10%提出的。退税3000亿元，是按照上年税收的0.5%提出的。
魏杰说，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模型推进的话，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将快速提高，但关键是能不能推动。为什么类似的调整迟迟不动？因为还有一些别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说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国际摩擦，未来无论是国防开支还是外交开支都可能增长。
其次，如果要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还要增加劳动收入减少企业利润。
除了上述两点，魏杰提出，要真正提高居民收入，还必须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性收益。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劳动性收入，一个是财产性收入。当一个国家居民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的比重太高的时候、居民就很难富起来。研究发现，美国人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5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40%左右，所以国民比较富有。中国的人均收入里边，财产性收入占的比例只有1.8%，所以富不起来。
但是这条调整的思路，又引发了两个非常尖锐的争议。一个是老百姓没有财产，怎么提高财产性收益。能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第二个争议，财产性收益无非两块，动产收益和不动产收益。动产收益有赖于资本市场，不动产收益有赖于房地产市场。所以要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必须活跃股市和房市。但是又要防止资产泡沫出现，这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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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结构调整的两个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