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手机资费调整方案近期有望出炉，新政策将重点鼓励单向收费。这则消息援引由工信部制订、眼下正征求意见的《关于调整移动本地电话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应该是靠谱的。
　　手机资费包括其他基础电讯资费每一次拟下调消息的发布，总是牵动全社会的神经。其有以下理由，因情况不断变化而必须再次予以重申——
　　截至今年6月底，国内手机用户达到 8.05亿户，普及率为60.5%。众所周知，甭管国内手机通讯服务成本有多高，一旦分摊到8亿用户头上，其成本近乎可以忽略不计。官方统计显示，2007年手机资费下调13%，2008年下调11%，2009年再下调13%，看似幅度不小，其实不然。仍引用公开数据，去年手机资费占城市居民收入的4.77%，占农村居民收入的15.9%。而国际平均水平是只占用户年收入的不到1%。两相对照，国内手机资费之高仍然“触目惊心”。
　　前3年手机资费下调的重点主要局限在本地通话资费，而占不合理手机资费大头的长途资费和漫游费则继续维持坚挺，就算有所松动，令人眼花目眩的各种套餐，多半仍是噱头大于实惠。今年初，工信部要求各运营商简化长话资费结构实行单一计费，可时隔大半年，运营商仍为维护及新设套餐费尽心机。
　　较之电讯资费之离谱，手机资费只是“小弟弟”，宽带收费那才叫“大哥哥”。不妨抄录上周公开的官方版《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披露的几组数据：2008年，国内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83.8元，相当于每Mbps每月46.6元，是韩国的18倍、日本的51.5倍。若考虑到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6.9倍，这意味着国内宽带资费相当于韩国的124倍。
　　常言道“一分钱一分货”，若资费比韩国高124倍而网速也提高相同倍数，那国内网民也没啥可抱怨的。问题是，2008年国内宽带速率只有区区1.8Mbps，韩国则为40Mbps，即使中国香港也有20Mbps。可见，国内宽带不“宽”而资费畸高，就算是最充满想像力之网民，恐怕也会目瞪口呆的。然而，就这样运营商仍嫌不够“高”，以上海正大力吆喝的10Mbps宽带服务为例，月资费居然定到259元，相当于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1%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8%和农民人均收入的60%。
　　单凭手机用户、有线用户、数字电视用户和网民人数，中国无疑已成为全球第一电讯服务大国。可自1980年国内首次引进万门程控电话，1990年开始试用互联网，2001年开通首套数字电视节目至今，国内除京沪等大城市刚迈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门槛，江苏、浙江、广东有望紧随其后外，就整体而言，在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将仍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渡期。何以如此？一个显见的原因，就在于基础电讯资费过高妨碍了中国信息社会的成长。
　　简单地讲，信息社会的判定标志，一是信息利用极大方便和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生活；二是信息利用成为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崭新发动机。然而诚如识者所焦虑的，基础电讯资费降不下来，一系列的电讯增值服务就无法充分普及和利用，举个现实例子，3G服务目前所面临的“曲高和寡”之尴尬，其最大症结就在于此。
　　由是，看似单一的电讯资费并非只是百姓多掏冤枉钱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和全体人民早日享受信息社会诸多“红利”的整体收益问题。若政府有关部门能站在如此战略高度看待问题，大幅下调基础电讯服务资费就不该继续挤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