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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现实，不难发现，与经历过以上发展过程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刘易斯式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第一，世界市场已经趋于饱和，除了少数发达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竞争来扩大市场份额外，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只能参与成本竞争，这种竞争格局限制了工资长期增长的可能性；第二，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中国人口增长率的大幅下降。
这两个变化对中国“二元经济”下的增长带来了极大影响：前一变化使中国工资上升空间受到严重压制；后一变化则导致强烈的工资上涨预期。正是现实工资不可变，及预期工资趋于上涨的矛盾，使得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然而，仅从目前中国农村还有多少剩余劳动人口这一个角度看，便知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
从统计数据看，美国有3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的人口仅为800多万，依靠30多万个农场，经营占世界耕地总面积22%的耕地。中国耕地只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左右，农村人口却占到总人口的50%以上，目前大致还有4亿多人口从事传统的小农式生产劳动，以至中国农业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1%。
准确地讲，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不是“刘易斯拐点”，而是人口的“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的供给已不可能跨代际延续，因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后各代劳动供给会趋于下降。当政府的政策不能以最快速度把当期农村剩余劳动尽快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那么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将因年龄老化而沉淀在乡村，从而导致“二元经济”的僵化。
在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老龄化”冲击的情况下，建议采取如下政策：
第一，基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数量依然极其巨大，经济增长中的“刘易斯拐点”远未到达的事实，政策上应继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
第二，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到来的事实，中国应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当期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最终转移；
第三，基于中国是主要依靠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靠行政手段提高工资成本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第四，基于工资成本控制会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激励，政府应尽快对进城务工人员给予必要补贴；
第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激励自愿进城务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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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发展必经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