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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认为，日本、台湾、韩国经济相继于上世纪60年代、60年代后半期至上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
日本：
1960-1961年间，日本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供求关系的变化加速了工资的上涨。日本产业总体工资上升率1955-1960年间平均为5.6%，1960-1965年间则达10.4%。从1955年至1965年，日本产业总体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在城市化方面，日本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约为63%。
1959年日本推出最低工资法；1960年开始推行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年金保障；为扶持弱势企业设立农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基本法；1963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推出以重化工业为发展方向的产业调整政策；企业逐渐开始实行年功序列制，以防止熟练工人的跳槽，并于1970年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基本计划。
台湾：
在1967年之前，台湾企业的招聘人数小于劳动者的应聘人数；此后，这一现象发生逆转，全社会出现招聘人数超过应聘人数。台湾经济也由此从劳动力供给过剩开始转为供不应求。在工资方面，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之前，台湾农业部门日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基本保持平稳的上升态势；之后，农业部门日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上升速度开始加快。此时，台湾的城市化率约为62%。
面对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局面，台湾当局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行技术创新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外，尤其是对大陆的投资力度；治理通货膨胀；提高人口素质，以质量代替数量。
韩国：
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局面。与此相对应，自1982年后，韩国制造业工资开始出现大幅增长。特别是在1986年-1990年的5年间，其制造业工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在城市化方面，韩国在198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约为57%，之后迅速超过60%。
上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变动的新形势，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发展方针，力求在结构调整中求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将“科技立国”方针作为重点。在1981年-1987年的全斗焕任总统时期，韩国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在1985年之后开始逐步推行此前已经进行立法的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和最低工资制等三项措施，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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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发展必经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