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种地的女博士”石嫣与丈夫程存旺创立“分享收获”，采用“公司+家庭农场”的模式，推动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有机种植，推动可持续的农耕。
　　“博士”、“掌柜的”，是石嫣印在名片上的两个身份。几年前，媒体就称她为“下乡种地的女博士”，甚至将她这样一群回到农村当农夫的知识分子描述为“新农夫运动”。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博士，因为200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西南部农场里做了半年农民，便将这种新型的农场经营模式CSA（社区支持农业）带回中国，以“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启了CSA在中国的成功范例。
　　当“小毛驴”发展到1000多户会员，并成为全国CSA样板时，石嫣却抽身而出，重新思考更适合自己理想的新农业计划。2012年，在距离北京城区70多公里的龙湾屯镇柳庄户村，石嫣与丈夫程存旺创立“分享收获”，这个农场跟“小毛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农民当作合作伙伴而非雇佣关系，彼此共同协商制订生产计划和生产规范，采用“公司+家庭农场”的模式，推动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有机种植。
　　在石嫣看来，“小毛驴”的本质乃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一种自救，农民并没有参与其中，“消费者的自救最终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假如未来的农民都愿意生产健康农产品，那么我们也会因此而受益，同时受益的还有环境。”石嫣从事农业，并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农民的生存就业、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让她有更多的责任感与紧迫感。
　　气温转暖的初夏，石嫣既要忙于田间劳作，也要抽时间接待前往“分享收获”参观的访客，“我们访客里面有消费者，有来学习的，也有抱着各种不同想法的人。每年我们差不多要接待五千人。”
　　石嫣强调“生产过程透明化”，任何人在任何时节来到农场，都能走进大棚参观有机农作物从种植到生长的全过程。农场防治虫害依靠的是土办法，用粘黄板、防虫网、辣椒水、沼叶来代替农药。石嫣说，这样种出来的蔬菜外观不够完美，却有很高的矿物质含量，吃得出小时候的味道。
　　如今“分享收获”配送的有机蔬菜，均来自通州农民郎广山的50亩菜地。但在创立之初，要寻找郎广山这样的农民，可谓创立“分享收获”艰难一环。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土地、有种菜技术，同时还愿意转向有机生态种植。但对北京本地农民而言，到城市打工的机会很多，下地种菜既劳累又有风险。要说服已经习惯了化肥农药、规模农业模式的农民接受有机生态种植，困难可想而知。石嫣记得，她一个月内前后三次拜访郎广山，最终通过郎广山的儿子才说动老人一起合作。
　　“分享收获”招募初期会员时，又是一个“黑暗时期”。石嫣曾预估，北京有能力消费绿色农产品的人至少占40%，但要说服消费者接受相互信任的CSA模式，仍然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
　　坚决不用农药，自然保鲜，每周在约定时间内将新鲜的蔬菜肉类配送到提前支付了订金的客户家门口，是“分享收获”所坚持的品质保证和服务。石嫣邀请组织客户到农场参观，她相信，只要人们肯在农场住一周，亲眼见到、尝到他们种出来的有机蔬菜，彼此的信任也会逐渐建立，“我们希望，会员就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在农村的亲戚。但要建立信任也不是那么容易，只有通过一些互动去建立，并且尽可能地使我们的生产透明化。”
　　石嫣在“分享收获”的宣传册里写过一段话：“每100户消费者加入，可以让5个年轻人留在乡村工作；每10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有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乡村。”
　　从2012年的几十个客户发展到今天，“分享收获”的客户群体已快速增长到500户。生产基地也从一个扩展到通州的150亩基地和顺义50亩基地。
　　“在种菜和配送蔬菜的过程中，我会看到这件事是真正有需求的。不管是从自然的角度，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它都是真正有需求的，我们创造出来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石嫣说，她越来越意识到，从事农业的意义不是某种简单的目标性，而是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我希望‘分享收获’成为一个样板，各地的农民和消费者都能够实现对接，人们都能吃到健康安全的食物。所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而是每个人的理想国。”
　　常年在农村，石嫣和丈夫都已经习惯了冬天烧火取暖、入夜就停水的生活。他们的物质欲望很低，几百元一个月的房租，也能让他们踏踏实实过着接地气的生活。
　　“分享收获”目前的500户客户，在石嫣看来已经足够，“只要维持这个数字，农场在经济上就是可持续的了。在管理理念上，我们并不想打破家庭式的管理，如果做到五千户，管理上就可能会变成资本化、商业化的运作，倾向于城市化，会和我们乡村式的管理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她想把“分享收获”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收获’来推动未来全国的CSA模式，最终达到有两万个类似的农场。包括我们现在计划在清华建一个社会农业中心，它更像一个大学里实践和研究的中心，相当于把全国的CSA农场变成一个联盟。”

　　对话石嫣
　　
　　“可持续的农耕形式，才是人类追求的根本”
　　
　　第一财经：2008年4月，你去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实习做农夫，对于一个从没下地干过活的女孩，那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你当时的状态、经验和体会，是否跟今天来你们农场工作的年轻人类似？
　　石嫣：我去美国的那半年，心态始终是在变化的。刚去的第一个月，很枯燥，天气还很冷，每天就是在温室和农场的仓库、设备房工作，不断清洗一些开春育苗要用到的器具。那时候对农场生活没有常识性、经验性的体验，对当地文化、饮食也没有完全适应，觉得自己的心态、身体好像不太适合这种生活方式。但随着你调整过来之后，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喜欢这种生活状态。在美国农场，我们都是自己做饭，你深刻体会到，自己种出来的东西、自己做出来的饭菜，这个食物和味道对于人的重要性，是其他任何物质难以比拟的。工作到第四个月，我开始琢磨一些深入的问题，第五个月就开始想，自己回国后要做些什么。
　　来我们农场的年轻人跟我当时一样，最初是一种新奇，可能会想象这是一种悠闲的田园生活，但实际上田园生活是很累的。我觉得只要熬过前两个月，基本上就会很稳定了，当然也有很多人是熬不过这一两个月的。
　　第一财经：知识分子选择做农业，支撑你的是一种土地情怀吗？
　　石嫣：选择做这件事，首先就是你说的这种情怀。现在也有很多人想做农业，但他们更多看重的，是这个市场的机会。我选择做农业，并没有想过它能挣钱或者更长远的目标，我只是想，能够在中国把我曾体会过的农场生活持续下去，已经是一种很重要的创新了。
　　第一财经：你平时在农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石嫣：很忙碌。但很多时候，人在农场这样一个贴近自然的开阔环境中，即使每天很辛苦地劳作，但整个心态是很放松的。我们的生活基本是，早晨六七点起床去农场，到各个大棚里转一转，看看今天有什么农活，中午就在农场吃饭，休息两三个小时，有时会干活到晚上八九点。
　　日报：从“小毛驴”到“分享收获”，你觉得自己是否累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应对维持一个农场会面临的诸多问题？
　　石嫣：有很多问题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但从“小毛驴”到“分享收获”，我觉得农场生产的品种已经丰富了很多，原来我们只有四五种叶类菜，现在“分享收获”到这个季节，马上就有黄瓜、西红柿出产。
　　消费者的需求是无止境的。第一年有消费者说，菜类品种太少。蔬菜采摘有一定的周期，在一定时间会比较重复，有人受不了这个就退出了。有人对品相会有一定的要求，但有机蔬菜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些菜的外貌肯定是不好看的，虽然品质没有差别。还有一点就是，你愿不愿意为蔬菜更健康地生产支付相等比例的价格。
　　很多时候消费者并不清楚，同样一棵蔬菜，有机生态的蔬菜背后蕴含很多的劳动成本，无法跟市场上标准化作业的蔬菜价格来作对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的问题，你只要吃上有机蔬菜一个月，再去吃市场上的菜，口感之间的差别，你是能体会到的。
　　第一财经：你曾说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是一大难题。关于彼此之间的信任，你们是如何一点点构建起来的？
　　石嫣：有一天，有人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团队和蔬菜，看起来都挺好的，你们是很有良心、很值得信任的团队，但我应该怎么确信，你们的产品是真正值得信任的呢？
　　我就在想，其实这里面有几层含义，第一，你如果到菜市场去买菜，你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吗？再则，其实我们农场本身还会提供很多一般农户提供不了的服务，比如，对品质的承诺、送货上门的服务，与消费者的互动沟通，这些都是我们的增值服务，消费者为什么没有去关注？其实“分享收获”提供的是一种服务，消费者不光享受了蔬菜的质量保证，还有一系列增值的服务。我们做农场其实不是一个能挣多少钱的事，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公共事业。
　　第一财经：目前为止，你们是否遇到过因气候或虫害原因造成的减产？不使用化肥农药，你们如何应对病虫害问题？
　　石嫣：在我们目前多样化种植的情况下，整个土地的大规模灾害是很难出现的，只有过小范围某种作物的虫灾。
　　我们的管理方法和中医的理念是相同的。比如说种植茄子，从种子到产品，一共花费90天左右，我们的重点会花在茄子结果之前的60~70天。常规的农业会在出现虫灾之后再用农药来处理，而我们则在前期做好预防，比如定期打叶、除草，保证通风性，把作物的生存空间安排得很舒服，杜绝病虫害出现的条件。如果依然出现病虫害，就用有机农业许可的一些生物源的制剂，比如说从菊花里提取的除虫菊素，苦参碱、印楝素等生物制剂来防控，假如这一步也失败了，才会出现绝产。 以我们这些年的经验，因虫灾而减产的问题能控制在10%以内。
　　第一财经：在台湾地区，不少年轻人回到家乡做CSA，这股返乡潮是否也将在中国兴起？
　　石嫣：现在已经兴起了。我们定义为“社会生态农业”的这件事，它本身是一个生态的方式，也是一个社会性的参与活动，它不以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的，而是以“人”为核心。
　　现在来做这种关注“环境”与“社会”要素的农业的“新农夫”，年龄段基本在25-35岁之间。但最近我又不太愿意用“新农夫”这个词。因为现在有很多不是以农业、人、社会为目的人也在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他们其实还是以资本为主，比如说一些大的企业牵头做的农业，其实对农业、农村并没有什么改善，不过是看 准了农业现在的市场。
　　第一财经：今年11月，全球第六届CSA会议将在北京举行，作为国际社会农业联盟副主席，你希望在这个场合传递什么理念，提出哪些建议？
　　石嫣：一百多年前，美国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日本的永续农业》这本书中曾经传达过一个理念，东亚的农业模式在几千年的农业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它的可持续性，当时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农业已经对土地造成了破坏，所以，他希望以东亚农业的方式来挽救美国农业。
　　但在中国，特别是建国后，反而把金博士反思的那种美国大规模、产业化的农业模式拿来学习，希望最好是一个农民就能把中国所有的地都耕种了。如果反过来想， 这样的话，剩下的农民将去哪里就业？为什么不认为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就业的职业？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会议上，传达给世界的一个声音是，可持续的农耕形式，才是人类追求的根本。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有机”这个词所描述的状态，就是1909年的中国农业所具备的一个核心要素。
　　第一财经：从事农业这些年，你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石嫣：得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自由，包括学术上和生活上的自由。我可以连续七、八年来做我喜欢的事，这种自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而且，你劳动了就有收获，这种感觉是比较强烈的。现在社会的竞争会让很多人有很强的挫败感，但在农场你会觉得，播下了种子，收获了蔬菜，最后卖出去了，会有很强的成就感。如果说失去，可能更多的是时间吧，有时候也会有不得不去承担责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