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戴着眼镜、留着披肩长发的赖青松，赤足站在泥巴田埂上，决心以农田作为自己未来的志向。现在，身为台湾出镜率最高的农夫，他也改变了父亲那一辈看衰农业的观念

    [ 喧闹嘈杂的台北都市，让12岁的赖青松总是失眠，“总觉得外面的声音很吵、很大声。”他惊讶地在同学家里第一次看到电脑，乡下孩子学蔬菜栽培，台北的孩子却在学珠算 ]
　　[ 大学四年，赖青松花了很多时间做田野调查，“我亲眼看到农民把地下水打上来，用打火机点了能着火。这种稻田种出来的大米，农民自己都不吃。” ]
　　[ 赖青松常常说，一碗米饭好不好吃，主要三个人负责任，第一是种大米的农夫，第二是烘干、碾米的师傅，最后是厨房里的母亲 ]
　　十多年里，赖青松经常被人问及一个问题：明明出生成长于台北，又是留学日本的硕士，为什么选择拿起锄头返回乡下种地？
　　第一次到北京的赖青松，依然会面对这个提问。他一边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朋友交流传授经验，一边笑称，“一把锄头竟然可以把自己带得这么远”。
　　在中国台湾沂南做了11年农夫，这位44岁男人的皮肤在风吹日晒下变得黝黑发皱，一双手伸出来，十指粗粝而干燥，指关节上还留着前几天在稻田割草时弄的新伤口。他的言谈举止，仍有纯真和蔼的知识分子气，他的“青松米”送到顾客手中时，会附送一封来自土地的书信，书写当年的田间工作报告和自己的心境，令一包朴实的稻米也有了人情的温度。在台湾，他被媒体称为最高学历的新时代“硕士农夫”，算是出镜率最高的农夫，但在拍照时，依然会有腼腆与拘谨。
　　11年前，戴着眼镜、留着披肩长发的赖青松，赤足站在泥巴田埂上，决心以农田作为自己未来的志向。当他离开繁华的台北，去宜兰乡下开始租地耕田，焦急的父亲反复劝说不成，几乎要断绝父子来往。租地给赖青松的当地人，则抱着看好戏的心态默默观察这个荷锄戴笠的城市青年，“大部分人看到我都在想，这家伙到底能不能种地？这个地会不会给他种荒？他到底能撑多久？他们大概观察了我最起码5年。”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赖青松最自豪的是，他冒着被村人亲友讪笑的压力，试验出完全不使用农药与化学肥料的自然栽培法，证明自己完全可以投身土地当一位农民。“我从没想到我那么快就可以当一个农夫，而且还活了这么久，没有被打败，没有被打倒，也没有换工作。而父亲也终于接纳了我这个背叛他的儿子。”

　　时光机上的眷念

　　为什么要回到土地上，赖青松常常觉得说不出一个具体的理由。
　　他只记得11岁那年，因父亲生意失败，工厂破产，全家人为躲避讨债人，于仓皇之中逃回台中乡下，“一个原本只有过年过节才有机会回去的小村落。”
　　赖青松的父亲是典型的生于农村但最早离开土地的一代台湾人。这一辈农村出来的青年，极度渴望在大城市立足，赖青松的父亲恰是家族中最聪慧能干的，很早就自立门户，办厂经商，可谓家族骄傲。破产危机不但摧毁了父亲的事业，也令赖青松的童年突然从繁华滑入寂静，精神世界与生活形态上的变化，甚至比他成年后留学日本时感受到的异文化冲击还要强烈。
　　“我突然从一个喝牛奶、吃面包、用冲水马桶的世界，回到了一个没有卫生纸、吃大锅饭、喝糙米汤的环境，其实落差很大，而且是寄人篱下。我给爷爷牵了一年的水牛，帮着养猪、挑大粪、割稻子，做所有乡下人会做的事情。”11岁至12岁整整一年的时间，瘦弱的赖青松要学很多农活，“如何把一包包的稻谷，用独轮车顺利推回米仓，是我最大的烦恼。到甘蔗的成长期，我们得帮着剥蔗叶；白菜头采收之后，我们得帮着踩腌萝卜。”田里头是干不完的活，却也有享不尽的乐趣。虫鸟鱼兽是乡下孩子的最佳玩伴，直到今天，赖青松都忘不了曾在荔枝园下挖到的一只扁锹形虫。
　　一年后，家族的兄弟姐妹凑钱替父亲还了债，赖青松随家人回了台北，“我感觉这次又上了时光机。”喧闹嘈杂的台北都市，让12岁的赖青松总是失眠，“总觉得外面的声音很吵、很大声。”他惊讶地在同学家里第一次看到电脑，乡下孩子学蔬菜栽培，台北的孩子却在学珠算。爷爷住在乡下可以一辈子不碰现金，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台北却是一个出门就不得不消费的地方。
　　“在台北，我住在一所最大的小学对面。放学的时候，一万多名学生全部涌出来。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人山人海。”他眷念乡下寂静的田野，怀念能听得清蜜蜂飞舞的清静世界。郁闷时，少年总是骑着自行车拼命往外走，却发现城市大得没有边界，“那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印象，如果将来有一天要找一个地方生活，我要离开都市。”后来他才发觉，年少时经历的农村生活经验，成了自己选择返乡的原初起点。

　　返乡之旅

　　少年时代落魄返乡时，赖青松尤其记得爷爷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家里不差这双碗筷给人吃饭。”他曾好奇，经济并不宽裕的爷爷家突然要多养活他和三个弟弟妹妹，爷爷的土地耕种面积并没有增加，怎么能一次多承担养四个孩子？所有人吃的粮食要从哪里来？
　　“我跟在爷爷后面牵水牛，他到处给人家去耕田，我终于知道答案在哪里。地里自然有粮，有粮就有劳动力，如果没有这些土地长一些东西出来，你还能去水沟摸河蟹、采香菇、弄野菜。人只要有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干净的土地，就能好好活着。”赖青松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因为对干净水土的珍视，赖青松念大学时选了环境工程系。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专业的未来方向就是盖污水下水道、焚化炉与污水填埋场，也就是说，先有环境破坏，才有环境工程的存在。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正面临政治转型，社会形势紧绷，民间积怨深重。赖青松记得，民众找到的第一个抗争焦点就是环保问题，“很多工厂为了赚钱，制造了很多污水、空气污染和噪音，基本上当局也不太管制。”大学四年，赖青松花了很多时间做田野调查，“我非常震惊，一墙之隔是两个世界。石油化学工厂里面非常先进，还有游泳池，设备非常好。但一墙之外就是稻田，因为工厂管线埋得久，出现渗漏，地下水都有股油的味道。我亲眼看到农民把地下水打上来，用打火机点了能着火。这种稻田种出来的大米，农民自己都不吃。”他也常常看到，农田旁边唯一的灌溉水源就是一潭乌黑的水塘，触目惊心，“我觉得我们背叛了土地，而且我们没有给下一代或者是后面的人留下机会。我回想起小时候，我们一家子能靠干净河流中的鱼虾河蚌过日子。现在我们看起来赚了很多，但失去的可能更多。”
　　赖青松想尽自己之力保住土地。他尝试教育下一代，可在学校教了两个月环保教育发现没用，他无法左右那些精力旺盛的孩子。他做过“绿主张共同购买中心”副总，也做过绿色生态研究助理，又去日本国立冈山大学攻读环境法硕士。在接触到日本的消费合作社概念之后，他逐渐找到了一直希望的“在农村安身立命的机会”。
　　“消费合作社的做法就是，从都市的消费者当中集结一群有心的消费者，他们对消费市场上所提供的产品都不满意或者有疑虑，所以直接把订单拿到产地、农村和工厂去，直接跟生产者谈。”赖青松跑到消费合作社去实习，在东京待了一年半，将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从厨房看天下》。日本归来后，他在台北做了一段时间日文翻译，最终带着妻子和两岁半的儿子返回乡野，租了一片地，开始过上“半农半X”的生活。

　　都市与农村的桥梁

　　2004年，赖青松根据自己在日本的经验，建立“谷东俱乐部”，提出自己的口号：大家一起来种田，让都市人也可以吃到自己种的米。他先是寻找身边的朋友，继而扩大范围，拉动一帮人做股东，让消费者直接参与农场生产过程。
　　这种被称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赖青松“务农能不能养活自己”的疑虑。先找到消费者，预约订购、计划生产、风险分摊。始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社区支持农业，既能让消费者直接购买到健康的食物，也能确保农民收入，不必独自承担天灾虫害等外在风险。
　　就在赖青松寻找“谷东”的同时，香港的“社区伙伴”计划也开展了两年，这个共同购买的计划，同样也是消费者直接与农夫沟通，彼此建立足够的信任，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农业。
　　在内地，有机认证是一个确保农产品(9.83, -0.04, -0.41%)身份的标志。而在香港和台湾，第三方提供的有机认证也常出现信任危机。赖青松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台湾消费者对有机认证缺乏信心，“在当时利润优先、利益至上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下，就算绝大部分农民没有很大的问题，花钱买单的消费者心里对真假始终会有疑虑。这是一个没法解开的谜底，除非消费者直接参与农场的生产过程。”
　　赖青松很意外，他的预约订单得到不少人支持，“我常常问一些不认识的朋友，我要预收钱，再租地，买肥料，你们都不怕我跑？他们说，最多就给我骗一次。这一次我如果没有骗人，老老实实种粮食，而且东西好吃，他们就能信任我十年。”现在，赖青松的“青松米”每年直送三四百个家庭，其中70%是回头客。最初的三年，他的农场很热闹，“谷东”们带着孩子、老人来跟着种地，到后来，人们都像对待家人一样完全信任他。他以无农药、低施肥、降低耕作密度的方式种水稻，出产的每一粒大米的高湿度和新鲜度都是市面上难见的。
　　赖青松始终用一种原始而温润的方式配送“青松米”——收割之后立刻冷藏，碾米后马上包装好，附上一张牛皮纸的田间工作报告，直接送往消费者家中。他对消费者也有要求，收到大米之后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最佳口感。他常常说，一碗米饭好不好吃，主要三个人负责任，第一是种大米的农夫，第二是烘干、碾米的师傅，最后是厨房里的母亲。如果是平日里难得烧一次饭的家庭，他宁可不做，否则影响了品质。
　　这位“硕士农夫”经由台湾媒体报道而成名之后，赖青松的父亲也接受了儿子做农民的现实，父亲那一辈看衰农业的观念，终于改变。赖青松自己也实现了让一双儿女在田野上度过快乐童年的心愿，他的家就建在稻田边上，屋前有葡萄架，屋后有仓库与茅草亭。每年12万至16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足以养活一家四口人。
　　赖青松最引以为傲的是，11年来有七八百人加入了“谷东俱乐部”，这些人中，大约有3%至5%会像他那样从城市返回乡野，变成真正的农夫。
　　在急速变革的全球化浪潮中，上千万欧洲人期望重回简单质朴的生活，英国每年有数百万人选择返回乡村。而台湾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40%的年轻人希望离开大城市的高压生活。
　　依照赖青松的观察，就在宜兰乡下，不少20多岁的年轻人开始介入农业，设立个体户工作室，“我很期待他们。因为他们的网络能力比我们更强，他们虽然不见得下地，但他们能够把老中青三代消费者都连接起来，变成都市跟农村的很好的桥梁。”
　　“每一个人面临从都市到乡下的时候，心里都有百般的恐惧，那是一个全然生活的转变。但回想起来，我自己的生命过程中有两年是这样的阶段，那是最愉快、最值得回味的生活。”赖青松认为，田园生活不会成为主流，“可是它里面有很多价值观、很多智慧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