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700多万中国人曾经出过国，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旅游输出国。世界旅游组织则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出境游数量将会两倍于去年的水平。
美记者随中国旅行团游欧洲
数千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不鼓励普通人踏出国门，周游天下。但是随着农历兔年的临近，各大报纸的广告版面上，充斥着各种国际旅行路线的介绍，好像身边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准备赶着春节长假飞往世界各地游玩。我决定加入他们的队伍。
在网上搜了一些由旅行社开发的欧洲旅行项目后，我选择了“经典欧洲旅行线路”，这是一趟十天五国的巴士旅行，颇受欢迎。机票、住宿、餐费、保险和其他费用加在一块，差不多2200美元。此外，旅行团的所有中国游客还需缴纳总计7600美元的出境游押金，以防团中出现游客失踪或非法滞留现象。
我加入的旅行团，包括我在内共有38人。根据安排，所有团员必须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43岁的导游李兴顺(音译，下同)正在那里等我们，身材瘦削的他身着灰色的花呢外套，脸上架着矩形眼镜。为了区别其他人群，每个团员都事先收到一个淡黄色的徽章，上面绘着一条脚踩登山靴、鼻孔出气的卡通龙，徽章上还刻着一句格言：龙腾万里。
我们登上国航直飞法兰克福的航班。坐定之后，按照导游的强烈建议，我和其他团员开始阅读一本名叫“国际旅行团指南”的中文小册子。这本游客指南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一系列旅行注意事项，比如：不要随身携带欧洲品牌的山寨货，一旦被海关截获将会被处以罚金……即使对于我这样曾多次来往欧洲的人来说，这本小册子里描述的欧洲大陆也着实新鲜。此时，我的心中竟莫名升腾起一种安全感。小册子最后以一句充满孔子哲学意味的话结束：能够经历苦难之人，方能行走下去。听起来好像这场旅行，也是一次品格的测试。
“以前全是日本人，现在全是中国人”
一片浓雾中，我们抵达法兰克福。在机场航站楼，团员们再次聚齐。大家年龄各异，从6岁到70岁不等，包括高中教师、室内设计师、地产公司老板、电视台布景师以及一群学生，所有人都生活在城市，都来自中产阶层，这个阶层在中国社会大约有1亿5500万到2亿的人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踏足亚洲之外的地区。
在旅行团中，我是唯一一名外籍游客。导游李兴顺将我介绍给大家，团员们纷纷回以诚挚的欢迎。十岁的刘一峰抬头望着我，笑着问：“是不是所有外国人都长着大鼻子？”
走出机场，一辆金黄色的大巴正在门口等着我们。我选了个靠窗的座位，隔壁坐着一位身形健壮的18岁小伙子，额前留有长长的刘海。他介绍说自己叫许诺，是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专业的一年级学生。我问为什么他们一家人会选在春节的时候出行，而不是待在国内走亲访友。“那都是老传统了，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有钱，而且一年当中只有这个时候有空出游。”我们俩用中文交流，但是许诺有时会用“Oh,
My Lady
Gaga！”这句英文来表达惊讶之情，这句流行话是他在学校学到的。
在座位的最前方，导游李兴顺手持扩音器，面对着我们。在接下来几天的游览中，他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导游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既是翻译，还是“说书人”，更是“全团统帅”。李经验丰富，常常用第三人称的“李导游”称呼自己。
我们的巴士司机帕特尔·皮查来自捷克。听到李导游介绍到他时，皮查略显疲惫地朝我们挥了挥手。“大概有6到7年的时间里，我接送的客人都来自于日本，现在全是中国人。”他后来告诉我。
“在中国，我们觉得巴士司机都是超人，可以工作24个小时不用休息，无论多晚都可以接送客人。但在欧洲，除非是天气或者交通原因，这里的司机只允许工作12个小时。”李导游说，这里的每一个司机都要随身携带一张卡片，开车之前要把卡片插进仪表盘的插槽内，用来计算工作时间。“我们本来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做个假卡或者改变一下记录就可以。但是一旦被抓住，罚金会高达8800欧元，营业执照还会被吊销。这就是欧洲，表面上，这里所有的一切都靠自觉，其实背后有着非常严苛的法律。”
我们即将入住的酒店位于卢森堡，车快行至目的地时，李导游却开始对酒店早餐作起解释。一般来说，普通中国人的早餐通常由一大碗粥、油饼或肉包子组成。但是李导游“警告”大家说：“旅行全程中，酒店提供的早餐基本只有面包、冷火腿、牛奶以及咖啡。”听到他的话，全车团员忽然陷入了一阵沉默。
“追捧”马克思出生地
行程太赶，我们根本来不及看一眼白天的卢森堡。隔天黎明时分，我们便从酒店出发，驶上高速公路。李导游问我们有没有落什么东西在酒店，因为之前有游客出过这样的问题，习惯把钱藏在酒店房间的马桶或通风管里，但是退房时却忘了拿。“最严重的一次，我的客人竟然把钱缝进了酒店房间的窗帘里。”李导游说。
我们行程的第一站是德国城市特里尔。对于大部分初次来到欧洲的游客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但对于中国人，它却是个非常受欢迎的景点，因为这个城市是马克思的出生地，共产主义者几十年前便流行来此瞻仰，曾被描述为中国人的“麦加之城”。
巴士抵达一处齐整的小巷，两侧立着带有尖顶的暖色楼房，鹅卵石铺就的地面被雨水打磨得闪闪发亮。楼房前门旁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刻有马克思的侧面头像。在外人看来，我们这群人一定很奇怪，在马克思故居门口局促地踱来踱去，一边躲闪着来往车辆，一边举起相机拍照。一个孩子向他母亲建议：“我想去超市。”然后便拉着后者往窗几明亮的超市走去。
我身边站着一位名叫王振宇的团友，50岁的他，身姿依然挺拔。“在美国，没什么人知道他吧？”他问。
“比你想象的多。”我回答说。
我原以为会在这里看到更多中国游客。王听后笑着说：“年轻人已经不怎么知道这些东西了。”王出生于无锡，当年分配工作的时候当了一名木匠，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现在拥有一家小型制衣厂，专门制作免熨烫男士西裤。王不会说英文，但是却为自己的公司取了一个好听且国际化的名字，叫“格瑞特”，发音近似英文单词Great。
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来欧洲旅游，他说，趁着还有精力，走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选择欧洲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移民的足迹遍布全球。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7年7月《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中国人才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出境旅游。在初次出国的中国游客中，80%通过组团的方式出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只有当一般公民可支配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海外旅游才会兴起。但在中国，城市居民大约只有一半达到这个标准。对他们来说，通过组团的方式可以获得更为低廉的机票以及酒店住宿价格。去年，5700多万中国人曾经出过国，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旅游输出国。世界旅游组织则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出境游数量将会两倍于去年的水平。
对于中国人来说，欧洲游是一个新兴概念。2009年，一份英国旅游业报告显示，“欧洲游”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单一、联合”品牌。对于不常有时间旅游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更乐意接受捆绑销售的策略。“在中国，如果能用一百美元做十件事，自然好过用一百美元做一件事。”李导游说。
从马克思故居返回巴士的途中，我遇见了同行的团友郭燕金和顾晓杰，两人是来自上海的年轻夫妇。29岁的郭在一家汽车零件公司做财务，她的丈夫是环境卫生部门的一位公务员。两人为这次欧洲游存了好几个月的钱，还接受了来自父母的帮助。李导游一路上都劝我们说不要在意花钱，并建议我们看东西的价签时可以假装上面写的是人民币。但是顾晓杰和郭燕金对每一分钱都花得很仔细。全程结束后，他俩可以清楚地说出每一项旅行花费。
回到巴士上，我们一行继续向西前进。李导游很喜欢强调欧洲人生活的高品质，但是如果有中国游客惊叹于欧洲经济时，李导游便会持反对意见。“慢慢起床，仔细刷牙，冲杯Espresso，喷点香水……”李导游一边说，一边模仿地中海人的生活方式，车里掀起一阵阵笑声。“这样的生活节奏，他们的经济怎么能继续发展？完全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拥有聪明、勤奋的人民，国家经济才能发展。”
我坐在车里小睡了一会儿，等再次醒来时，巴士已经行驶到巴黎郊外。我们沿塞纳河向西，经过奥赛博物馆，头顶的阳光透过云朵洒了下来。李导游大声喊道：“快来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开阔吧！”话音刚落，众人的相机便齐刷刷朝向了窗外。李导游说：“整个巴黎中心没有一座摩天高楼。在上海，除非你站在黄浦江边上，否则根本看不到整个城市的全貌。上海太多高楼了，而在欧洲，所有古旧、有价值的都被保留了下来。”
巴士停在达阿尔玛桥的一个码头旁，我们随即登上一艘双层甲板船。当船向上游驶去时，我和团友朱忠明攀谈起来。这名46岁的会计，自2004年起就经常出国。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对欧洲感兴趣，多出于一些深层的个人动机。“当欧洲统霸全球的时候，中国同样很强大，但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慢慢落后下来呢？”在朱忠明看来，外敌入侵是个客观原因。“我们在受到外国侵略时，没有迅速地作出回应。”
但朱忠明并没有将问题完全归咎于外国侵略者身上。“中国人将传统的三大核心理念即佛家思想、道家学说以及儒家思想，抛弃一旁，这是错误的做法。”他停顿了一会，看了一眼身旁忙着照相的妻子和女儿，身后的橘色阳光正要沉入地平线。“我们将三十年的时间浪费在了一场灾难上。”朱忠明说。
巴黎“血拼”
船驶回码头，我们下船前往餐厅吃饭。之后，团员们簇拥着李导游来到位于奥斯曼大道的老佛爷百货商店。店内早已为远道而来的中国游客精心准备了一番，红布绸及卡通兔子的装饰象征着中国的兔年。服务人员向我们分发用中文写就的新年贺卡，里面还夹着一张九折打折卡。
团员们都有着清晰的购物计划。许诺和父母以及朱忠明一家，径直走向了路易威登精品店，柜台前的女售货员个个都会说中文。根据境外退税服务公司环球蓝联集团的统计，每个中国人会在海外旅游时花1000多美金用于购买免税商品，其中大部分都是例如包和手表之类的奢侈品。中国游客在购物上的花费，是酒店住宿费用的两倍。
许诺的母亲李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打印着各种包的款式和图片。她试了一个又一个，站在镜子面前摆弄了好一阵；顾晓杰和郭燕金则只是瞅瞅价签，随即走开；朱忠明催促李颖选个看起来更高贵的包。“那个看起来跟大陆的山寨货没什么区别。”他说。李颖拿起一个价值1400美元的大包。“这个怎么样？”大家纷纷点头。
“那我就要这个了。”李颖说。
隔天早晨，我们穿过一群群非洲街头小贩，向埃菲尔铁塔走去。李导游说巴黎这个城市聚集了很多非法移民。中国人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群体，但是他们现在越来越觉得国内的工作前景比海外更好。李导游开玩笑说，美国和欧洲应该警惕高端房地产市场的中国买家。“欧洲的经济在衰退，”他坦率地说，“时代变了。”
十点左右，我们游览完埃菲尔铁塔，接着在卢浮宫，一个说中文的导游接待了我们。她手持小旗，健步如飞，同时还不忘用中文发音教我几句法语，比如法语中的“你好”可以念做“笨猪”。我们跟着导游大步前进，团友王振宇则尝试着用新学的法语向保安打招呼：“笨猪！笨猪！”
中西之别
到了第四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奔波的路程，团员们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我们的旅途始于德国，经过卢森堡、巴黎，在法国境内一直向南，经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到达意大利的罗马，最后返回米兰，并搭乘飞往中国的航班。
从巴黎去往阿尔卑斯山的路上，李导游用车上的DVD播放了1955年那部老电影《茜茜公主》。这部片子是中国老一辈人心中的经典，但是对年轻人却没什么吸引力。许诺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张褶皱的《华尔街日报》，他更喜欢安静地阅读里面的每一篇文章。
我们在瑞士的因特拉肯作短暂停留，李导游向我们保证这里有“真正干净的空气”，对于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游客来说，这可是一大卖点。我和团友郑道及她的女儿李诚，一同下车游览。一路上，李诚都显得非常平静。“除了建筑物风格不同，我不觉得塞纳河和黄浦江有什么差别。地铁？我们也有地铁啊。凡是你能说出来的，我们都有。”她笑着说。
郑道告诉我，她想让女儿多看看中国与西方那种隐藏在“城市硬件”之下的差别。当李导游嘲笑欧洲的社会节奏时，郑道却觉得自己的同胞太过焦急，“什么事情都推着往前走，不然就害怕自己落后”。走到十字路口时，一辆车为了给我们让行停了下来。郑道拿这个细节和国内作比较：“中国人都会想：我不能停，不然，我哪儿都去不了。”
在意大利的游览让李导游想起了国内。“你可能会想鼓吹民主政治是否有好处。当然，人民享受到了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但是，难道一党制的国家就没有这些好处吗？”他指着窗外说，意大利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建成那样的公路。“如果在中国，六个月就可以完成。”
李导游如此支持政府，听起来就像是发言人一般。“外国的分析家永远不会知道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发展如此迅速。对，答案就是一党制。这些政府官员都是从精英里面调挑出来的，他们可以被称为超级精英了。”
但同时，李导游对西方国家也充满钦佩之情。“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太多束缚，当美国社会正在争议虎妈教育有什么可取之处时，中国的父母们则在力争给这个干巴巴的教育体系注入创新活力。”在这个话题上，团员们好像都有些话说。曾丽萍是一位母亲，她告诉我，孩子的老师并不乐意她来欧洲旅游。“每个假期开始之前，老师们都告诉我们不要带孩子出门，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参加升学考试。”
午后，我们抵达威尼斯。团员们都饥肠辘辘，吵着让李导游停车吃饭，即使不是中餐馆也没有关系。旅游团来到欧洲一周以来，一直都在中餐馆进餐。一份市场报告显示，中国游客在欧洲旅游时，每人最多只吃过一次西餐。因为对西餐的恐惧，众人决定饿着肚子继续前进，直到抵达定点的餐馆。去往餐馆的路上，朱忠明拿起一张当地的地产广告。“看看这个，一座房子才卖11万欧元，比美国便宜，也比上海便宜得多。”
第二天，我们来到罗马许愿池游览，一个塞内加尔人正在卖印有“中国制造”的路易威登包；在梵蒂冈，朱忠明用相机把圣彼得广场全景照了下来，并大赞景色美丽，广场的壮阔让他想起了北京。“以前在中国，人们常常跑去北京只为了看一眼天安门。”他笑着说。
我问他，美国政客声称对中国崛起毫无异议的说法，他是否相信。朱摇了摇头，说：“不可能，他们总有一天要来压制我们。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之后，朱尽可能用委婉的话语对我讲，美国人需要适应自己国际地位的下降。“你们习惯站在顶端，但是总有一天会跌到第二的位置，我们的GDP终究会超过你们。”
朱的观点只代表他个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难与他进行讨论。现代中国人的旅游，就如同这个国家一样，都是基于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以为身处混乱的世界，只需如牧羊人一般管理人民，便可免遭风险。不同于中国人，我们所看到的欧洲，并不如豪华游一般，充满了风花雪月的美景和事物。我们看到的欧洲乏味无趣，但更贴近它的本真。
在这一路的行程中，我的团友们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比如抨击政府的报刊杂志。随着旅行的深入，他们开始慢慢接受这样的欧洲，一路上都在研究《华尔街日报》的许诺，最终放下手中的报纸，像是要总结这次旅行一般，轻轻说了一句：“通过国外的报纸，我发现了很多原本不知道的事情。”